材料：县设六十议员，是谓县议员；府设六十议员，是谓府议员；省设六十议员，是谓省议员。县议员于秀才中选择其人，公举者平民主之……府议员于举人中选择其人，公举者秀才主之……省议员予进士中选择其人，公举者举人主之……公举法：凡男子二十岁以上，除喑哑盲聋以及残疾者外，其人能读书明理者，则予以公举之权……兴革之事，官有所欲为，则谋之于议员，议员有所欲为，亦谋之于官，皆以叙议之法为之，官与议员意合，然后定其从违也。从违既定，乃由县详府；府议员意合，则由府详省；省议员意合，则详于君；君意合，则书名额行；意不合，则令其再议。若事有不能衷于一是者，则视议员中可之者否之者之人数多寡，而以人多者为是，所谓从众也。推之，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出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议先询诸庶民，是真为政者矣。

——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1895年）

材料一：庚子国变后，由于朝廷威信扫地，到新政时，讲“民主”、骂“专制”，即便在“体制内”也不再敏感。当时绝大多数立宪派主张英国式宪政，虽非共和，已认民主。他们与革命派的分歧已不是民主不民主，而是排满不排满了。

材料二：中国在日政治侨民众多，维新派在戊戌失败后，革命派在辛亥胜利前，都以日本作为主要流亡地。至于一直在国内发挥影响的立宪派干将如杨度、汪荣宝等，也是留日回来的。尤其在1912—1918年间 ，出国留学者几乎都往日本。而这个时期恰恰是“个人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大举进入中国之时。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学东渐”主要靠华人赴西和西人来华、1920年以后中国的激进思潮相当程度上来自留苏留法学生，那么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思潮，包括以这种思潮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更主要是留日学生带来的。

——以上材料均摘自秦晖《两次启蒙与“日本式自由主义”》

材料一：戊戌变法失败后，清王朝的反动腐朽愈来愈暴露，中国被瓜分的形势愈来愈严重。……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创办了白话报刊，它使民主革命时期的白话报刊又有了新的发展。从1899年到1918年，各地新创办的就有170种。北起哈尔滨，南到广州，东至上海，西达伊犁，遍布全国近30个大中小城市，甚至连最僻远的世界屋脊拉萨，也在1907年创办了《西藏白话报》。此外在日本东京也出现了9种中国白话报刊

——王洪祥《中国近代白话报刊史》

材料二：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于“思想革命”的。

——《鲁迅全集》第4卷

材料三：在新文学以前，文学的等级观念（文言文学和白话文学）、社会的等级观念（士大夫、知识者和平民百姓）是根深蒂固的。文学中文言文学为尊，白话文学是平民文学，是次等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由此划分的社会等级——士大夫、知识者和平民百姓。即使如梁启超这等提倡白话文学的维新人士，也坚守着“物各有群，人各有等”。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的斗士们深刻地批判了文言文的封建贵族化本质，主张建立一种全社会和全民族共通、共享与共同的“国语的文学”。“五四新文学”的革命性成果之一，就是“将特权阶层独占的文学权利还到了最广大的社会平民的手中

——张烨《文言与白话的千年之争》

材料四：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宣布文体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步改用国体文，教科书进入以白话文为形式的新阶段。为适应教科书文体的改革，商务印书馆编撰出版了《新法教科书》，全部采用白话文，初级小学教科书有《国语》、《国文》、《修身》、《算术》、《珠算》、《会话读本》、《自然研究》、《国语唱歌集》等，共计9种；高级小学教科书有《国语》、《国文》、《算术》、《珠算》、《历史》、《地理》、《理科》、《自然研究》、《会话》、《英语》共计10种，以后又出版了9种。

——贾平安《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