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严重思想障碍。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就批驳那种“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是“不识时务”。奏折说：“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重儒学轻艺事，文武两途，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与实用技术“隔膜太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仿西法”，重视学习、研究技艺，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京师同文馆聘请英、法、俄、德四国教师，分馆教授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后来增设的算学馆、格致馆，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史略、机器、万国公法、富国策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初期，曾国藩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三人专译“有俾制造书”，译出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以后，该局陆续访购西书数十种，厚聘“西士”，选派局员，相与口述笔译。其中，有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等。至光绪元年（1875年），计译出40余种，刊印24种。

──摘编自《论清代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

材料二：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

──严复《原强》（1895年）

材料：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结合材料与中国近现代的史实，围绕“近代化的理想与实践”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简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专制”二字在中国古已有之，但近代意义的“专制”来自西方。清末，西方的“专制”、“君主（立宪）”、“共和”等政体理论通过梁启超、严复等人传入中国。他们指出，中国之所谓法，乃君主用以束缚臣民的工具，完全没有民主共和之意，虽历史上有明君贤相，成宪家法，也无法改变中国专制制度的总体属性。梁启超将中国专制归结为历史传统，有先秦“封建制度之渐革”，导致封建衰而专制起；也因秦汉以降“贵族政治之消灭”，历代社会等级间虽有流动，但民众的自由平等意识很薄弱；此外，“权臣”被“次第摧毁”，相权逐渐沦为帝王的“留声机”与“写字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据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开明专制论》等

材料二：近代学者钱穆一直批判“中国专制论”之说，他在抗战时期所著的《国史大纲》中指出，中国政制的演进，首先历经先秦去“封建而跻统一，后有汉代“宗室、外戚、军人所组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之政府，到隋唐，士族门第再变为科举竞选”。他认为传统政治本就富于理性，政府与社会关系紧密，与民众也并非如西方社会那般对立，他还强调，士人本来受教于农村，通过“选贤与能”进入政府，代表民意去实现“天下为公，士人主导的政府也起到了限制君权的作用。

——据钱穆《国史大纲》等

材料：早在辛亥革命时张之洞即被“妖魔化”了，翻开1903年至1905年期间革命党人在日本办的刊物上，张之洞是一概的汉奸、封建卫道士形象。

    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变法方式的缓行和激进之分最终使二者分道扬镳。张之洞的《劝学篇》集中体现了他这个时期的政治观点：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过去我们通常认为这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也就是说，这一取向的重心是在“中学为体”。但如果细心考虑当时的变革需要和张之洞的思想背景，就会明白这一理念的提出其实是在强调“变革”的一面，而非固守的一面。人们往往只看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不愿意去看紧跟在它后面的“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一句，如是，不是对《劝学篇》的内容进行断章取义的解释，可以看到张之洞对西方的感知程度还是相当深刻的。

----摘编自李刚《张之洞：手握经卷的坚定改革家》

材料：近代规模宏大的南开系列教育体系创办者张伯苓语录：

“我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精神是立场的表现，无论何事，无精神必归失败。诸君当知，中国近来之巨患不是来自有形之物质，而在缺乏无形之精神。精神聚，虽亡非真亡，精神涣，不亡变抵于亡。”

“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国民族能在世界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注重科学，培养丰富之现代知识；注重精神的修养……”

“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近代教育家的光辉典范——张伯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