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在我国近现代出版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材料：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初为合伙经营的小型印刷工场，不久为满足当时社会上学习英语与西方科学文化的需要，先后出版《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以及《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等中英文对照读本。

    1902年正式开设印刷所、编译所及发行所。后聘请支持维新且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担任编译所长，汇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专家加盟，制订系统全面的编辑出版计划，奠定了商务新型出版事业的坚实根基。

    1903年与日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抓住清末学制改革机遇，出版中国第一部中小学全套教科书《最新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草创意义。出版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论自由》），后出版多部严译名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1904年至1914年间先后创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学生杂志》等。

    1914年，收回全部日股，在组织方面重新调整，逐渐建立了一处（总务处）四所（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研究所）的组织系统。

    1915年第一步新式辞书《辞源》问世，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的出版先河。

    1922年置办德国造的滚筒印刷机，印刷速度提高10倍。

    1924年商务印书馆创建了东方图书馆，不久这个被誉为“亚洲第一图书馆”对民众开放。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推出了《万有文库》《大学丛书》以及《丛书集成》，达到了商务印书馆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摘编自肖东发等著《中国出版通史》

材料一：凡君主专制、立宪和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法国其已然者矣……是故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1902年）

材料二：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路梭（卢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弟子谓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

——粱启超《致康有为书》（1900年》

材料：覆盖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的儒家“五伦”学说一度是中国社会的伦理支柱。但自晚清以来，“五伦”内部就在经历着一种结构性突变，最终导致其解体。其中谭嗣同就认为“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丝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故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兄弟与朋友之道差近，可为其次。余皆为三纲所蒙蔽，如地狱矣。夫朋友岂直贵于余四伦而已，将为四伦之圭臬”。又说“自从孔耶以来，先儒牧师所以为教，所以为学，莫不倡学会，联大群，动辄合数千万人以为朋友”。谭嗣同此说具有鲜明的时代关怀。

——摘编自章永乐《谭嗣同的“五伦”之说与晚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