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华文化史》（冯天瑜等著）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以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为两翼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秦汉以后“定型为以儒学为正宗，兼纳百家、融汇释道的帝国文化”；而“在商品经济有充分发育的基础上得以繁衍的市民文化，在清中叶以前的整个中国社会都相当细弱。”

材料二：明朝后期开始，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传教士先后来华，与徐光启等人合作，开展翻译活动，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和水利等近代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把儒学的《大学》、《论语》等典籍介绍到欧洲。欧洲学者称之为“一次相互的启蒙”。

材料三：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陆续设立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和译书机构。90年代中期，梁启超收集部分已译西书目录，按西学、西政等编成《西学书目录》，并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

材料一：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也在基层民众中浇灌出以奢侈和时髦为导向的欲望之花。

对“人欲”的肯定成为这个时代精神最突出的标志。庶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心声体现在士大夫们“农商皆本”的舆论中，李贽对程朱理学大加鞭挞，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通过对人之私欲的肯定，明朝人否定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所谓天理之公。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文化反思派对君主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提倡君臣平等，主张限制君权。

明清思想家的主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最终在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下黯然失色。

——摘编自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

材料二：15—18世纪，是西方新的自我意识和人类自主观念兴起和发展的阶段。……当文艺复兴的个人精神进入神学领域时，马丁·路德以《旧约》严谨的道德力量为武器，挑战罗马教皇的权威……启蒙思想家在科学、理性和经验事实的武装下投身到与教会教条和中世纪黑暗的斗争中去。孟德斯鸠试图找到孕育政治自由的原则。伏尔泰宣扬个人自由，讽刺法国君主和罗马天主教会。启蒙运动的遗产对欧洲和欧裔美洲社会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力。

——摘编自理查德·塔纳斯【美】著《西方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