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

夫治天下犹曳（yè，拖拉）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摘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黄氏之说，根本上不脱儒家思想理路，却将儒家政治、社会观推演为一更具民本精神之制度化蓝图……若以为其所论仍与“现代”不侔（móu，相当）而定其为无新见，则失于以“现代”事物为绝对尺度。

——赵轶峰《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

材料三：我们专注于两个主题——“传统”和“交流”——的研究，以此来理顺世界历史。这两个主题集中反映了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概言之，它们可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作出解释。

——【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材料一：进入明代中叶以后，新经济因素滋长，城镇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危机在不断加深。王阳明以为当时读书人沉溺于理学，无补于社稷安危。他力求建立有效的统治学说，认为一切事物都产生于人心，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同时王阳明也提出人人皆有良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涕，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他还提出“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不必以孔丘和朱熹的语录为真理。程朱理学主张天理的他律性，天理成为外在的道德律令。王阳明良知自律思想架起了道德内化与道德外化的桥梁，高扬了个体的自主性和自律性 ，从而把人从外在天理的奴性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称王阳明为中国的马丁·路德 ，确有一定道理。

——摘编自胡万年《王阳明良知自律的研究》等

材料二：中世纪西欧社会处于基督教的绝对统治之下，各种社会弊端丛生。自12世纪开始，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开启了宗教改革的进程。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核心是“因信称义”，即凭借内心对上帝的信仰就可以得救，无须事功或苦修。这使他最终从“因信称义”引申出“人人皆僧侣”这个直指天主教的革命性原则。……王阳明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的倾向，但是就其对人的规定以及对所置根其中的社会生活所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又都远远不及欧洲同时期宗教该改革运动。

——摘编自黎玉琴《王阳明关于“人的发现”及其比较》

一，1840〜1895年，中国原有的政治思想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选择性吸收，从儒学经世致用为主导应付重重危机，从而产生“中国近代观念”。

二，1895〜1915年，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态学习并接受西方现代观念，形成“中国现代观念”。

三，1915年以后，特别是1919年以后，中国人对所有外来观念进行消化、整合和重构，将它们定型为“中国当代观念”。

材料一：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须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的被尊重。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从18世纪后期起，伏尔泰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他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孔子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房间里常年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反对君主专制，希望有一位开明君主，因此儒家的“民为贵，君为轻”被他当作武器来攻击封建君主专制。伏尔泰推崇孔子的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孔子是用道德的说服力而不是刚宗教的狂热和个人崇拜来影响别人。……伏尔泰是从中国古老文化中为法国启蒙精神汲取营养。

——《儒家思想与法国人革命》

材料三：儒教中包含的这种共同体意识在韩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目标时，全体国民能够形成集团协力组织，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儒教主张人必须与天奋斗，与人奋斗，提倡力争。……正是这种刚健有为的性格，自强不息的精神，韩国才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处变不惊，从容府对，经济稳步复兴。

——王淑臣《韩国民族精神中的儒教精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