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华文明对于人们在相貌、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出了很强的宽容心态，甚至所谓的“华夷之辨”也仅仅是文化观念的差异，而不是本质性的区别。在与来自“中华文化圈”之外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先后容纳了外部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基督教等宗教及教派，吸收了外来宗教的许多文化元素，包括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制度形式和文学艺术。

——摘编自马戎《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特质》

材料二：清代，来华的耶稣会士先后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翻译成西欧文学。中国的优秀文化在启蒙运动澎湃展开的时代，催促了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18世紀，大批中国瓷器运往欧洲，成为普通家庭的日用品。清政府还曾聘请耶稣会士白晋、张诚等入宫讲授西学，并用西法实行全国性的测量。在建造圆明园时，在建筑、绘画、雕刻等方面，也有不少模拟西方风格的地方。

——摘编自郑宝琦《中国古代通史》

材料三：1735年在巴黎刊印的《中华帝国志》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学者与德国、英国的知识界均以此书作为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欧洲启蒙学者多是开明君主专制论者，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成为启蒙思想家们追求的社会楷模。霍尔巴赫主张以德治国，并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材料一：大食于651年遣使和唐朝通好。大食商人频繁往来于亚欧之间。大食商人不少定居在唐朝，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受到唐政府尊重。……唐朝时，造纸等技术通过大食传到西方，唐也从天竺学会了熬糖法等先进技术。

——《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用书》

材料二：……1683年台湾郑氏降清，次年七月，康熙帝曾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与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但)康熙帝又在1716年实行禁海，对海外贸易规定禁条，严加限制。……实行海禁后，海上一片荒凉。……广东普宁县蓝鼎元著《论南洋事宜书》，论述闽广形势说：“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南海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今禁南海，百害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

材料三：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

——鲁迅《看镜有感》

材料 西汉建立后，“约法三章”不再适应现实需要，新的法令条文不断增加，形成《九章律》。汉武帝时，《九章律》之外的“旁章科条”迅速增至359“章”，仅关于死罪的法律条文便有1 000多条，“律令颇多，百有余万言”；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例汇编越编越多，《春秋》一书所记史事在判案时也用作参考。三国魏初沿用的“秦汉旧律”竟多达906卷，770余万字，东汉以来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对法律的注释也具有法律效力。魏晋时对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大量行政法被编辑为“令”，由具体行政部门掌握。改定的新律以刑法为主体，共20篇、620条、27 600字，大大降低了官吏判案时任意引用法令条文的可能性。与汉代明显不同的是，新律不少条文突出上下尊卑，同罪而不同罚。

——摘编自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