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东周时期（公元首771—公元前256年），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绝，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决定而且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经历了一场非常艰难的过程，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无论中国的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归根结底都与中国的文化观念有关，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的文化观念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材料：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古代的宗族土地所有制的崩溃，各国纷分进行田制改革．实现国家授田制。各国当时的授田标准基本上是“一夫百亩”。李悝所制定的“每夫扶五口，治田百亩”，孟子所倡导的“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和荀子所谓的“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等都印证了这一标准。这一百亩是国家制定征税数量的标准亩积，并非实授面积。不同地区的土地质量差别很大，都按每夫百亩授予是行不远的。授田制的目的是把农民束绰在土地上，课之以税。战国时代授田农民的经济负担主要有三项：票米之征、布常之征、力役之征，其饱的还有房屋税、桑蚕税、牲育税、关税、市税等等。授日制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地对国有土地再分配的运动，土地一经授予，可以子孙传袭，以为世业。到战国末期，国家对土地只有行政管理权，农民上交国家的产品只具有赋税性质而不再具有地租性质．租税开始分离。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一：春秋战国是民间势力逐渐兴起的时代．殷周宗法贵族社会的两大支柱一国野制与世卿制趋于瓦解，国人与野人、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日渐消失，礼乐制度下移，公子公孙对卿大夫的世袭被打破，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士和庶人可以晋升至大夫乃至卿相。孔子门下由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组成的儒家团体，正是新兴的“游士”阶层的最初代表。

正是儒家与其他学术团体和流派之间的“百家争鸣”，造成了华夏文化区域内一种跨国界的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一方面导致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一方面扩大了政治参与，使“君子”不再是一种身份限制，而成为一种政治抱负、一种人生典范，有心从政的人可以通过求学问礼，为迈入仕途创造条件。

——陈子明《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

材料二：西汉开国之初，尚有不少武力功臣。可是一旦百废俱兴，尤其是建国十年、二十年之后，旧臣凋零，就需要大量补充吏员，察举、征辟之事应时而兴。察举征辟就是从民间访求有才有德而又未仕之人，由于征诸乡里，因有“乡举里选”之说。我称此之为“公选”。公选的名目很多，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科。

——张传玺《秦汉中央集权制的“公天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