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孟子》

材料二   中国古代按照贫困户的收入来源、财产状况、家庭劳动力等因素将其分为极贫、次贫等层级，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古代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还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如政府资助贫民春耕的种子。规定扶贫是各政权的重要职责，需设立独孤园等恤养老幼贫疾的常设机构。北朝在以“三长制”重建乡里机构时，特别强调三长有照顾乡里贫弱的责任。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到春秋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叫它做“周文疲弊”。诸子思想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谓社会问题，也不是笼统地民生疾苦问题……他们是针对周文疲弊而发。从这个地方讲诸子起源的问题，才是中肯的。”

——牟宗三

材料二：学者姜义华在其论著《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及其路径的独创性》得出以下结论。结论一：古代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为主轴，……文化上高度认同而予以强化的政治大一统文明。结论二：近代史上，中华文明转型的路径，属于“外铄”催化“内生”，“内生”与“外铄”互动型。

——摘编自姜义华《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及其路径的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