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得益于此时丰厚的文化积累，在沉积和发酵了两千多年后，内部的压力已经足够大，加上适当的外部条件，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大喷发、思想大爆炸。

——摘编自王磊《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与终结—-对战国百家争鸣现象的一种解读》

材料二：在战国时期的儒法之争中，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孟之辈周游列国，竭力宣传“礼治”“仁政”，但是他们的学说过于忽视刑政的现实作用，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没有被诸侯采用。相反，法家的治国思想却受到各诸侯国的欢迎。

——摘自刘长江《先秦时期德治与法治关系辨析》

材料三：“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其聚天下不难矣。”“故治民无常……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是故诸侯之博大，实好之害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

——《韩非子》

材料一：墨子（公元前476－约前390）的思想大多依赖《墨子》以传，作为墨子思想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攻”思想是其思想结构体系中的核心。墨子反对具有侵略攻伐性质的不“义”战争，对于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是持赞赏态度的，因为这种战争是符合“义”的。为了使“非攻”得以顺利实现，主张备兵自守是达到非攻和国家安全的手段和保证。墨子认为侵略攻伐是天下之大害，应当坚决反对和制止。墨子为促进其思想的实现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以实现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追求。

——摘编自赵英莲《墨子非攻思想及对构建和谐世界的意义》等

材料二：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王朝领土扩张运动的阶段性成果，在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王权支持的背景下，三十年战争（1618-1648）激发了有关自然法问题的思考，产生了一套旨在限制国际战争破坏性的现代国际法体系。1625年，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说：战争实在是一个人性泯灭，天理不存的世界，必须找出某种具有无上权威的东西，某种普遍适用的伦理法则标准来对其加以约束和规范。他认为国际法应尽最大努力防止战争的发生，交战双方应严格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实行人道主义，避免野蛮行为。战争结束后，和平条约应该得到各方的尊重和严格的执行。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