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99年，在第一轮课程改革的基础上，教育部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九年一贯整体设计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设置综合课程、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改变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材料二：九年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安排表（2001年）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黄甫全《新中国小学教育课程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晏阳初（ 1890—1990），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中国乡村建设家。1923年，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他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出发，将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有机结合、整体推进。晏阳初通过调查和实践，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治理方略。他希望以教育为工具，推动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此外，晏阳初始终相信中华民族的智慧潜力，他认为，这个民族的许多人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官僚阶层的压迫，才变得自私自利、愚味无知、贪图安选、不求上进。“如果中国要再生，就得抓住真理、生命、信仰三种东西努力，不然，整个民族就完了，没有希望了”。在后学者眼中，他的平民教育、公民教育、组织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自成一体，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之一。

——摘编自吴相湘《晏阳初传》等

材料：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一定程度上受到“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旧教育观念的困扰。1949年12月开始，党中央明确提出将劳动教育作为培养新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全国中小学由此掀起劳动教育热潮。如河南省汤阴县鹅壁完小语文老师李棲鹏讲《斯达哈诺夫》一课时，强调学生应该学习斯达哈诺夫的劳动精神；马焕然老师在讲历史课时，以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意义启发学生。少先队组织了《劳动就是幸福》《歌颂我们祖先的劳动》等大队活动，出了《劳动是光荣的事业》的队报。学校利用晚会向学生介绍了曲耀离、李顺达等光荣劳动事迹。在不影响学习和健康的前提下，指导学生植树、种花、布置教室、打扫卫生以及搬砖和砌路。增设以科学实验、手工雕刻等为主的“手工劳动课”。

——摘编自陈彤彤《刍议建国初期我国中小学的劳动教育》

材料一   到宋仁宗末年，科举考试脱离实际的问题更加严重。神宗即位之初，新、旧党中不少 著名人士对于改革科举和振兴学校都持有基本相同甚至完全一致的观点。1071年，朝廷正 式颁布兴学诏令，史称“熙宁兴学”。其主要内容有：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和科目，罢试诗赋声律等，改试经义论策、断案和律令大义等；诏令各州县兴建学校；在太学中严格实行三舍考选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生考选升补制度，使得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逐渐连成一体；除太学外，还设立专科类学校，如武学、律学、医学等。

——摘编自卜宪群主编《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

材料二   辛亥革命以后，提倡职业教育、主张在中国建立职业教育制度的舆论在民初形成潮 流。如最早提倡职业教育的是《教育杂志》主编陆费逵，他指出：“职业教育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 非职业教育兴盛，实业教育必不能发达，民生必不能富裕。”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文章，认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必须从职业教育入手。黄炎培撰写多篇文章，呼吁学习美国的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把职业教育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联系起来。1917年5月，黄炎培联合社会各界人士于上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发表宣言，提出最终目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至此，职业教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摘编自谢媛媛《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研究》

材料三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指出：“党的十九大从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 设教育强国的重大部署。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 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