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私学传统发端于先秦。那时，诸子百家各树一帜，为了宣传其学说主张，不仅收徒讲学，而且也聚徒论政……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把“有教无类”作为一项准则推广后，私学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形式，延续了整整两千年。特别是从宋代开始，各种形式的私学遍地开花，大批知识分子热心于社会教化的推导工作，在教育平民化普及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弥补了官学的不足。私人办学反映了私学的发达对我国文化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十分发达，多数来自于私学的积累和实践。

——摘编自徐庆全《中国古代书院》、张雪蓉《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变迁与反思》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教育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制度，对旧教育包括私立学校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教育部发文，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管、由国家统一办理，改为公办……民办教育在中国土地上消失。……以1982年《宪法》对民办教育合法性的确定、1985年中共中央发文决定鼓励社会力量办学、1987年国务院发文第一次明确民办教育的性质和地位为标志，民办教育迈入全面复苏和规范管理的阶段。到1991年，仅民办高校（非学历）达到450所。1992年9月以后，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加快教育改革发展的文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兴办各类教育，民办教育开始进入活跃发展和加速发展阶段。

——摘编自张雪蓉《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变迁与反思》

材料  1951年，教育部明确提出“5年内培养百万名小学教师目标，确定正规师范教育与大量短期训练相结合”的方式。1952年，教育部须发《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规定了不同层次的师范院校承担着相对应的培养目标，其他综合类高校则无法参与到教师培养过程中。1999年，《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到2010年左右，新补充的小学。初中教师分别达到专科和本科学历；调整师范学校的层次和布局、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探索在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学校中试办师范学院。2013年，国家发布《关于教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从乡村教师培养计划、定向培养方式以及提高教师待遇等方面促进贫困偏远地区教师专业发展。

——摘编自张舒丽、张睦楚《新中国教师培养政策演变历程及其特征》

材料  王伯群（1885—1944年），贵州兴义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1924年，前贵州省长王伯群与原任教于厦门大学的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会晤，决定创办大夏大学。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私立大学的设立需成立校董会，且校董会必须具备资产、资金。王伯群利用其强大的政商朋友圈，发起成立大夏校董会，校董会成员包括多名时任党政军高级官员，以及银行家和实业家。王伯群通过校董会多方筹款，其个人也慷慨捐资。在大夏大学的创办过程中，王伯群善用贤能的干部和延揽高明的中外师资，如邵力子、叶楚伦、郭沫若等知名学者曾任教于大夏大学。为谋求大夏之发展，王伯群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制定“自强不息”校训；提出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的“三苦精神”；借鉴牛津、剑桥大学的管理经验，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实行“导师制”，探索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管理。先进的管理和高水准的教授队伍，使大夏大学培育出众多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譬如陈旭麓、熊映楚、吴亮平、杜星垣等。

——摘编自汤涛《“大夏先生”王伯群》

图1                                 图2

材料一  到了明朝，学校对学生的品性要求，有专门的稽考簿考核，内容有德行、经艺、治事三项，以德行最为重要。所谓德行，就是指孝亲敬长，不犯上作乱。朱元璋曾专门制定针对生员的八条禁例颁布全国执行。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颁布于全国学校的“卧碑”规定：“诸生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康熙时颁行十六条“圣谕”。作为政治和思想道德教育的指导原则，其中有：“敦孝弟(悌)以重人伦”“笃家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尚节俭以惜财用”“黜异端以崇正学”“明礼让以厚风俗”等等。雍正时又将此再次申述颁行全国，规定每逢岁科考试，生员必须默写一遍。

——据余仕麟《中国古代道德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思想精华》整理

材料二

民国初年，时人发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呼喊，在各种教育理论、思潮影响之下，人们的德育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主要表现为：提倡“人权时代，人人以自由生活为第一义”，建设“平民的道德”，面向全体国民、追求“平民人格”的实现成为新时期道德教育的理念；从“教育即生活”的思想出发，主张德育应当从儿童的生活经验出发，尊重和发挥儿童的道德自主性，“要知道处处有德育的机会，事事有德的意思，正不如到特定的地方去寻求”。这表明人们关于德育模式的主张，渐渐由伦理知识本位转向了社会生活本位。1919年4月，教育部教育调查会提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作为中华民国教育的新宗旨。这些新型的德育观念，对当时的教育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中国的德育思想和实践。

——据郑航《“五四”时期的文化革新与近代德育观念的转变》整理

材料一：宋朝建立统一政权之后，实行了“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的治国方针。宋太宗曾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宋形成以太学为教育传播的中心，建立起了综合性的太学、国子学与律学、医学、武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以及在京小学等中央官学教育传播体系。书院的兴盛使官学不足的现象得到弥补，对宋代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宋代教育的宗旨以“明人伦”为本，如朱熹编著的启蒙教材《训蒙绝句》和《性理字训》等。宋代出现了义学等新型教育模式，为下层社会的儿童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家训、族训、族规在利用宗法关系团结族人、教育族人的同时，对家族中的子弟有很大的教育作用。教育传播工具由早期书（手抄本）向印刷书（印本书）转变。

——摘编自赵玉洁《宋代童蒙教育及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启示》等

材料二：1901年，清廷颁布“书院改制诏”规定：“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也让一些徘徊观望的书院失去了挣扎的勇气，纷纷开始向新式学堂转变，“到清末各省书院基本上完成了改制工作”。清末，由于以培养专尚训诂词章的传统儒学之士的办学目的已不适应时势发展的要求，且晚清书院实际上承担起了发展学术、传承文化和培养人才的历史重任，很多书院添加了时务、算学、格致等各种实学课程，开始系统地借鉴西方近代学校课程体系。在教学管理方面开展了一些新的尝试，呈现出近代学校教育中班级授课制以及分科教学法的特征，课试时，“各生只考个人所习专业课题”。

——摘编自张传燧、李卯《晚清书院改制与近代学制建立的本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