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接受康有为的学说开始，梁启超的理想便是改革封建王朝，使之变成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的国家。1899-1903的激进，与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清政府的顽固保守，梁启超转而接受的孙中山的激进方案。1905年他的政治态度复归保守，重新鼓吹起改良与立宪。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却又拒绝诱惑，不怕威胁，坚决维护民主共和。

——摘编自杜先菊《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变化》

材料二：孙中山说，欲救亡图存，“革命为唯一法门”。即认为不推翻清王朝，中国决无生存于竞争世界的希望……共和制度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应当取法乎上，直接建立共和制度，“方才是人类的进步”。还提出，中国可以借鉴外国经验教训，“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摘自汤奇学《孙中山的社会进化思述评》

材料三：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姚中国《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