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01年，清政府下令，要求各省科举改试“策论”，废除八股文章，同时派遣留学生。此后留学生人数迅速增加，留学地区从日本扩大到英美，在留日学生中涌现了一批清末宪政改革的主力军。1902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学堂分为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三级，毕业生授予相应的功名；还规定了各级学堂必须开设包括自然科学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等课程，同时也强调各级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学堂章程颁布几年后，初步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学校体系。同年，清政府下令逐渐递减科举取士的名额，计划十年之后，一律从学堂取士。1905年，清廷下令废止科举考试，并设立学部。据统计，从1904年到1909年，全国学堂总数和学生总数都增长了10倍以上。

——摘编自黄加温等《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

    爱新觉罗·善耆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比较活跃的皇亲贵族，从戊戌变法起，善耆就一直支持光绪帝进行维新，被称为“帝党”……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善耆出任崇文门监督，开始担任实缺并着手整顿崇文门税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善耆任民政部尚书（责任内阁成立时，为民政大臣），掌握民政大权，成为满清贵族中具有实权的开明派人物。

    善耆在新政建设过程中，严于律己，雷厉风行，大胆任用新知识分子，着力整顿巡警，从而奠定了京师近代警察的基本规模；参与编订《报律》、《著作权律》、《出版律》和《禁烟条例》等一系列律令条文，使执法者有法可依，守法者有法可循；同时积极筹办京师自治，推动立宪运动的发展；还对京师海军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善耆的这些措施是清政府新政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京的近代化建设和社会变革。

——摘编自孙燕京《善耆与清末新政》

材料一：所谓“西学中源”，亦称“中源西流”。即西方文化源出中国，近代西方文明，中国“古已有之”。这是中国人早期认知西方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是“西学东渐”过程的产物。明清之际，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停滞与落后，希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乃至制度，但是，传统文明的强大惯性却使他们的心理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加之时人昧于世界，只能将新生事物与自己熟知的知识相比较，从中寻求认识的依据，所以，“西学中源”说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摘自中华书局《清史资料》

材料二：“中体西用”是在保持文化优越感的前提下保守派和务实派都认可的“自强”方式，是对“西学’中源”的继承与超越……“中体西用”解决了保守派只看到“百年变局”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收拾人心、重修政治却轻视外部威胁的问题上。……“中体西用”解决了务实派只看到“千年变局”而没有意识到在缺乏对传统文化自信心基础上学习西方也可能引起对传统文化冲击，以及由此引起大一统内部涣散的问题。

——摘自陆勇《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传统“中国”观念的调适》

材料：1889—1907年，张之洞发起了湖北新政运动。短短十七八年间，修筑了长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汉口迅速崛起；武汉不仅成为与上海并称的“海上双城”，而且是全国新式教育的中心。

    张继煦先生《张文襄公治鄂记》中提到，“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

材料一：十六世纪后期，件随西洋传教士来华西方医学知识开始在中国传播。较早介绍到中国的解刨学、生理学著作有《泰西人身说概》等。关于人体构造，《说概》中阐述说，造物主对各器官的内部构造巧为安排，以达成人类“致知”的目的，如人身各部分皆成长，独耳骨则否，是因为“生人从幼至老，惟学是务、恒若闻见不广，故以听闻为基，以至无穷无尽”。上主造人，赋予灵魂与身体，亦同时斌予人一个目标：“天主生人，付之灵性聪明．以格物穷理”。在他们的世界里，不论是人体，或造疗病的草木．都只是符号，象征着人与天主的关系，引领着人迈向信仰之途。——据祝平一《身体、灵魂与天主：明末清初西学中的人体生理知识》整理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日益流行。从知识精英到一般知识分子，中国的文化论述里弥没着讲求卫生、强身救国的主张。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倾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秦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1903年）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肆习之。”

——据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