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为了让中国人适应天主教，经过一番曲折摸索，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努力使自己融入中国社会，他学会中文，取号为“西泰”，以结交儒士。通过多番努力，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官僚仕绅的活动圈子。利玛窦在传教的同时极大地迎合了儒家文化的需要，他们根据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维习惯和接受能力，有选择地突出或者省略了某些内容，即使在宣传基督教的某些信条时，也多使用儒家的术语和思想来进行诠释。为了引起儒家知识分子的兴趣，他把带到中国、或在中国自制的奇器有西洋镜、自鸣钟、地球仪、世界地图及精美的油画圣母像等，公开展出，吸引乡绅、官僚士大夫，所宣传的西学涉及天文、历算、地理、数学等方面，这都与中国社会特别是君主专制需要有关。

——《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

材料二：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简表

——摘编自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等

请回答：

材料：张之洞很早就主张“择西学之可以补我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他认为这样做是“有其益而无其害”。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了三道《江楚会奏变法折》，提出了“恤刑狱”“结民心”、改良法制的建议，并同袁世凯一起保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所奏的《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中关于刑法改革的九条意见中，提出了“重众证”“改罚锾”“教工艺”、改良监狱等具体改进方法。稍后，他明确提出：“鉴前事之失，破迂谬之说。将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张之洞还十分重视西律中的“公法学”，这是在办洋务过程中与西方各国打交道时经常遇到的课题。对此，他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参酌中外法律，制定“通商律例”，作为处理在华外国人案件的法律根据；第二，培养熟悉中外法律的人才，以适应这种需要。后来，张之洞还主张聘请各国律师，博采各国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等，为中国编撰简明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说制定此四律是“兴利之先资”，“防害之要”。

——摘编自唐浩明《张之洞》

材料一：天算推步之学，中法固远不逮西法，今法固大胜于古法，以疏密之不同也。故韬以为古法有用而今法无用。今法易时必变，而古法可以历久无弊。……数者六艺之一耳，于学问中聊备一格。……即使天地间尽学此法，亦何裨于身心性命之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使天地间竟无此法，亦非大缺陷事也。若夫鸟兽草木之学，其精者谓能得一骨可知全体，得一叶可辨全株，徒闻其语，未见其人。

﹣﹣王韬《弢园尺牍》卷四

材料二：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

材料三：顾论者徒夸张其水师之练习，营务之整顿，火器之精良，铁甲战舰之纵横无敌，为足见其强；工作之众盛，煤铁之充足，商贾之转熟负贩及于远近，为足见其富，递以为立国之基在此。不知此乃其富强之末而非其富强之本也。英国所恃者，在上下之通情，君民之分亲。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

材料四：王韬这一代，也只有这一代，才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无火车到有火车的巨大跃进。这些也同样适用于王韬和孙中山个人。虽然孙中山代表了革命进程的稍晚阶段，在这种意义上他比王韬要新。但若就他们个人一生所包括的文化变化容量而言，从代际变化的相对观点（而非积累或展望的观点来看），王韬却比孙中山要新。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