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是我国兼业农户形成并得以相当程度发展的时期。农户兼业的主要形式是兼营家庭手工业，其所从事的生产项目颇为繁多，产品多以为城乡市场提供日用品为主。其中，最多和最重要的是棉布和棉纱，其次还有蚕丝、苧麻布、苇席、蒲席等。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广州府志》记载：广东东莞县西南乡间，农家“田事之余”“则捆莞为席，辫麦为笠，穿绒为伞”。

——摘编自刘小京《略析明清时期的兼业农户》

材料二：近代中国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各种剥削日益严重，导致无地农户增多。许多农民在难以生存的情形下，走上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道路。据1933年21县有报告资料的县份统计，离村农户均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8%，高者达12．2%。农民离村者，或到本区别村充当佃农雇工，或奔向边疆垦区，或挤进城市，更有漂洋过海去谋生的。

——摘编自张福记、陆远权《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

材料三：从1985年开始，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农民开始选择种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养殖业，或者跑运输、当小商小贩、外出打工。越来越多的农户已不再把改善生计寄希望于种粮、卖粮，而是寄希望于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因而粮食生产投入减少，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更多投入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

——摘编自李文《新时期以来农户的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材料一：唐宋时期，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达到高峰。双方的商贸、民间交往盛极一时。当时，波斯商人被称为“藩客”，云集长安、广州、扬州和泉州。波斯商人将中东和东南亚的宝石、药材贩卖至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织品、铁制品、荼叶和香料转运至其他地区。密切的经贸交往促进了波斯文化东传，“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便是典型。三者皆由波斯人传入，后两者于唐代传入中国，并随着大量波斯人来华迅速发展。其中尤以摩尼教影响最大，一度成为回鹘国教，直至明清才逐渐消亡。波斯文化作为异域文化也吸引着唐人效仿，胡饼、胡乐、胡服受到青睐，唐代文学有许多描写波斯文化的诗句。

——摘自2017年《光明日报》闫伟《古代中国与波斯的文明交往》

材料二：1898年,月，清总理衙门相继奏请开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为通商口岸，均获得批准，这是中国第一批自开的商埠。同年8月，清廷又颁布“广开口岸”上谕，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著沿江、沿海、沿边各将军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即行咨商总理衙门办理。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

——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三：2019年3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主任李永全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9）》发布会上的讲话中说在世界局势多变，全球化面临新的艰难险阻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开启了新的合作模式，激活了各种合作机制，创造了诸多合作记录，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为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目前，这一方案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理解和支持。”

——至诚财经网2019年3月29曰讯

材料：开国之后，明太祖开始着手建立新的金融体系。由于铜钱严重不足，政府又尝试恢复纸币制度。洪武七年（1374年），明政府订立钞法，设宝钞提举司。次年，造“大明宝钞”。宝钞为不兑换纸币（即可以用金银换宝钞，却不能用宝钞换金银），政府发钞不储备金、银本钱，禁止民间以金银相交易，违者治罪。洪武九年又令天下税粮以银、钞、钱、绢代输。明政府初行钞法。对钞币的发行值并无限制。加之作假成本低，伪钞泛滥，于是发生钞币贬值等情况。到了洪武二十七年，贬值已经超过六倍。钞币的贬值使得政府官员原本就低的俸禄（由粮食加钞币构成）变得更加可怜。到洪武末年，钞法阻滞不行，民间交易只用金银。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年），皇帝终于放松了用银的禁令，逐步使得民间金融系统脱离了政府的摆布，推动了民间经济的繁荣，无意之间让这个原始、僵化的帝国存活了近三百年时光。

——据漆侠主编《这个改革通史·明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