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共是非于学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天无可分，地无可割。王者虽为天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贪天地困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原于天之仁，则不可无父子；原于天之义，则不可无君臣。均是人而戴之为君，尊亲于父，则旦易一主，夕易一主，稽首匍伏，以势为从违而不知耻，生人之道蔑矣……治天下以道德，而不是法……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遵以为路也。

——王夫之《读通鉴论》

材料一：我国古代基层社会在秦汉时期已形成“官、绅、民”三种力量格局。传统中国社会的乡绅是国家权力体系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者，自觉塑造乡村风俗和承担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

一方面，“家国同构”式的、“国家渗透社会”的古代社会形态形成了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两种力量，即官僚制与乡土秩序。乡绅之治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延伸，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通过察举、科举等方式将文化权力转变为政治权力。乡绅之治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权力政治化的结果，是附属于专制王权阶层的。另一方面，乡绅之治也是乡村平衡国家权力无限渗透的天然屏障。社会中如果没有同国家权力抗衡的自治组织或团体，国家就会通过层层官僚机构将偏离于公共利益的强权意愿直接贯穿到社会底层。中国古代乡绅，尤其是本籍乡绅，相近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使其带有强烈的情感和身份认同，成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的主导者。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材料二：英国乡绅的产生得益于为加强王权、巩固中央集权进行的封建制改革。国王启用乡绅治理地方的目的是强化王权，乡绅与国王、大贵族之间均存在依附关系，但在执行王室政策、法令的同时，自身利益与地方利益使得乡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形成“乡绅自治”。这是英国传统地方自治的体现，也是近现代英国地方自治的基础。乡绅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主要通过担任治安法官来实现，治安、刑事司法、税收等体制都因治安法官权力的逐渐增大而被纳入其中。由于乡绅是治安法官的主体，担任治安法官成为乡绅发挥地方影响最佳途径，而治安委员会更是乡绅群体议事、处理地方事务的自治机构。长期以来，乡绅占据议会下院的主体，下院是乡绅获得国家政治话语权、维护自身与地方利益的主要阵地。经过英国19世纪的党政改革，乡绅在政治上的影响逐渐衰落，但并非被彻底“消灭”，更多的乡绅在英国工商业资奉主义发展中转变身份。

——摘编自顾荣新《英国乡绅与英国宪政关系简论》

这反映出此时江南的农业（   ）

材料国子监是明王朝的最高学府。朱元璋亲自管辖南京国子监，强调教育学生“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先，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国子监一般由翰林院大学士兼任讲习，每月有3名学士轮流教授《四书》《五经》《御制大诰》《大明律令》等，大学士讲解，监生背诵和默写是主要的教学方式，一般不采用质疑性提问和开放式辩论，但倡导“求教式”的师生“对晤”。洪武三年（1370年），监生考试尚考《九章算术》中的珠算，但四年后被取缔，改考科举中的经学、时务策等，成绩合格者“赐同进士出身”，进入仕途。文艺复兴后，剑桥大学（1209年创办）突破了中世纪的神学来缚，为培养律师、会计师、股票交易师而增设许多新课程。1687年，剑桥毕业生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总结他在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聘为母校200多位终身教授之一。1695年，英国议会、英国皇家学会拨专项基金在剑桥大学设立数学、医学、天文学、地理、物理、工程学、机械学等院系，对前沿学科进行深入的专业研究。1702年制定《剑桥大学奖励优秀生律令》，对有独立研究报告或制作新型实验模型的毕业生进行奖励。迄止1756年，剑桥大学在社会赞助与政府特许状的支持下，拥有80多个独立学院、600多个科学社团，与牛津并列为英国近代科研的两大基石。

——摘编自于佳媚《明代国子监与英国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