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吕氏乡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隋店以来乡村社会教化缺失的缺陷，用合约文字的方式概括了此前中国乡村社会中那些世代相续、口耳相传，但没有见之于文字和契约的成训习俗。“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话”四条目用通俗的语言规定了处理乡党关系的基本准则和乡民安身立命的行为规范，不仅使乡村社会的治理有了可以共同遵循的礼俗和道德标准，而且为后世乡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历史性文本基础。

——杨亮军《宋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乡约》

材料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必须“依法开展村民自治实践，探索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也就是说，在村民自治深入发展的阶段，随着国家治理目标的变化、乡村社情的变化、农民需求的变化，村民自治已经逐渐开始进入治理有效的轨道，村民自治 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周丽娜、陈宏达《村民自治制度的变迁及当代思考》

材料：唐皇是鲜卑族的后裔，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质，唐王朝亲眼看到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而赵宋则是吸取了二百多年间国家分裂的历史教训而制定相关政策的。唐的立国者，对外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而宋的执政者，基本上采取“守内虚外”的对策。唐宋既然有诸多如此之别，唐宋文化也因之不同。唐型文化是胡汉文化的大交流，而宋型文化的基因是理学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兼杂其他文化的高度凝练和提升，其特质是封闭、自主、内敛。

——摘编自王宏武《略论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材料一

图 1 唐代中央政制和架构

材料二 “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宋太祖）把宰相的人数由两人增加到三人。还用（州县）设立通判的办法，（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次官，使政务由宰相、参知政事等几个人一起讨论，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决。……宋代，宰相与参知政事统称为执政。

除此以外，还设立了枢密院掌管军政，其长官叫枢密使，地位与宰相相等。执政与枢密院合称为二府。另外，还把财政大权从宰相掌管中分离出来，由专门机构“三司”担任。它的长官叫三司使，地位和宰相不相上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司使直接听命于皇帝。至此，唐代所谓“总领一切事务”的宰相的权力，完全被分割，只剩下一部分权力，许多大小军国事务都由皇帝直接处理，君主独裁体制正式形成。”

——（日）竺莎雅章著，方建新译：《宋太祖与宋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