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纵观九百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其所以迭宕起伏、毁誉不一，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九百多年的“社会气候”。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不仅是熙宁(宋神宗年号之一，1068年-1077年)、元祐(宋哲宗年号之一，1086年-1094年)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也是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梁启超撰写的《王荆公》，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它一改南宋以降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否定性评议为主的局面，将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思想与当时改良以图中国强大的思想联系起来，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遵奉，从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摘编自李华瑞《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经筵是专门为皇帝学习经书、史书而开设的课程，汉朝以来即有零散事例，但未成定制。宋朝经筵则完全制度化，除寒暑期外均隔日一讲。大儒程颐论述经筵的重要性说：“臣窃以人主居崇高之 位，持威福之柄，百官威慑，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惑可知。”故云“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明朝经筵正式开设于英宗正统元年，自此除寒暑外，每月逢二日举行皇帝学习经书的经筵典礼，其间每日都有讲授安 排，称日讲。经筵日讲虽以讲解经史知识为主要目的，但担任讲授任务的官员也往往顺便言及时政，对皇帝进行讽喻规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清代经筵制度在康熙时期达到了鼎盛。清代皇储教育期以严格有名，他们即位以后已经不再需要经筵日讲再来补充什么，需要的只是借经筵仪式炫耀其博学多识，显示其在道统上的权威。光绪帝教育课程内容虽然还是以传统经史为主，同时加进了诸如洋文、世界地理等新鲜内容。宣统三年颁布的皇帝入学读书上谕，除要求“于帝王之学、古今中外治乱之原详晰讲论，随事篇规”外,还要 求“当此世界大通，文明竞进，举凡数十年来通行之宪政、发明之学理，尤当按切时势，择之务精，语之务详。”传统经筵制度刚刚有了一些改革的迹象,其所依附的帝王制已经走到了尽头。

——摘编自陈东《清代经筵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