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朝初年，宰相常在门下省议事，称之为政事堂。唐朝三省制下，中书省并不负责裁决政务，政务的裁决在尚书省和门下省。高宗时期，将政事堂迁到中书省。伴随议、表、状等文书大量增加，皇帝上朝议事的减少，中书舍人由“侍奉进奏”的职掌逐渐发展为参议表章，逐渐取得裁决政务的职权。开元十一年（723），张说任中书令，奏改政事堂名为“中书门下”，所用印文为“中书门下之印”。因尚书省不设令，仆射名份不及两省长官，故名为“中书门下”而略去尚书省。

材料二：内阁的阁臣，一般都是文学侍从出身。最初内阁的大学士从翰林院的侍读、侍讲学士、编修等人员中选用，后来内阁地位不断提升，内阁大臣的选拔，一般从六部尚书或吏部侍郎等重要职位上选拔。明朝内阁制度下，全国的奏章，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按照规定，明朝皇帝针对内阁所作的“票拟”仅仅批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万历皇帝年幼即位，他早年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因此张居正常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

材料：唐高祖时，多用关陇贵族辅政。太宗大量拔摧山东豪杰和江南士人，与关陇集团兼用。太宗曾对房玄龄说：“达到治理的根本在于审慎，所以任命官员要以道德和才能为标准。”房玄龄、杜如晦并称贞观贤相，即分别出自山东、关陇。马周本为武将常何的门客，因代何言事称旨而被起用，后官至宰相。太宗主张“选无清浊”，重用的山东豪杰多是寒门普通地主，如魏征、马周、李绩等。这些人经历了隋末动乱，对于山东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比较了解，重用他们有利于迅速稳定山东局势。太宗对山东“郡姓高门”采取压抑政策，修定《氏族志》时，以当代官爵高低为标准，改定氏族等第，从而建立以李氏皇室为首、功臣贵族为核心的新门阀体系。

——摘编自王小甫《隋唐五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