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它名。

——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六

材料二  凡有政事，先由中书取旨撰拟诏敕，付门下审覆，再下尚书施行；步骤精密……惟是事权分立，往往发生流弊，尤以中书门下两省，或论难往来，各逞意气。太宗深察其弊，乃令三省长官合署办公，是谓政事堂，此实唐代宰相制度之一进步也。严耕望《唐代文化约论》材料三唐无论社会、经济、选举、交通等，较之西汉，其繁杂程度又何止十倍！旧体制不足以取新社会，于是政务决策则由丞相一人转为中书门下两省合议，谨慎大政之决策在此行政过程中，宰臣与君主有俱不可得而专擅。论者徒就君相权力表面之分划而谓唐制为汉制之退步，恐未得设立制度之真情。

——据孙国栋《唐宋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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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本朝亦最重中书，盖以造命可否进退皆由之也。门下虽有缴驳，依旧经由中书，故中书权独重。及神宗仿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稽滞。故渡江以来，执政事皆归一。独诸司吏曹（二十四曹），依旧分额各属，三省吏人自分所属，而其上之纲领则不分也。

——摘编自《朱子语类》

材料三  汉至武帝以后，柄归中朝，政去两府。所谓中朝者，大司马、大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也。所谓外朝者，丞相、御史、二千石、九卿等也。盖武帝决事禁中，希见卿相。

——〔明〕于慎行《读史漫录》

材料四  （明成祖）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己。

——《明史》

材料五  （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是矣。……承旨诸臣（军机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

——《清史稿》

材料一  在南北朝时期，随着士族势力被摧折，察举和学校入仕之途又开始恢复。而察举的方式也逐渐由举荐向通过考试转变，士人得官主要依据于策试和“明经”考试。察举的标准也逐渐由孝悌、吏能、经术并重，转向以考察对于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的文化考试为主。由此察举制和学校制度的关联也更为密切，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后来科举的根本性特征的自由投考制度在北朝开始萌芽。

——干春松《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科举制度与儒家的制度化建构》

材料二  儒家文化能够在几千年间不曾中断地沿袭下来，与科举考试以其作为主要内容是密不可分的。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把儒家经典作为考试主要内容，孔颖达《五经正义》的颁行，是儒学定于一尊的标志，而其具体内容又要依赖于学校教育和考试。明清的科举考试主要以理学为主要内容，这为有效地抵御佛、道，巩固儒学在封建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自从唐朝以后，儒学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演变，唐代的注疏经学，宋代的理学，明清之际的实学，以及清代乾嘉时期的汉学，等等，这些学术思想的兴起使中国文化呈现出绚烂的色彩。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促进了这些演变结果的传播。另外，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在承担起儒家文化传承重任的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创造者。

——朱效梅、郑国民《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互动关系》

完成下列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