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丘光明《中国度量衡史上的三次大统一》

材料唐德宗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税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自北朝以来实行的均田制、租庸调法已经崩溃，再加上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朝廷连年对藩镇用兵，中央财税入不敷出。为了应付浩大的财政支出，政府先后增加了许多新的税目，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征敛搜刮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财政困境，反而造成赋税制度的进一步混乱。建中元年，在宰相杨炎的主持下，新的赋役制度终于出台，这就是“两税法”。“两税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形势下中央与地方在财税分配上的矛盾，重新划定了中央与地方税收的比例，也确定了以土地为主要征收对象的基本原则，被视为在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改革。

——摘编自宁欣《唐德宗财税改革为何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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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弃宗弄赞（松赞干布别名），令李道宗持节送公主于吐落。弄赞平其部兵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娇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公主恶其人赭面（把脸涂成红色），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

——《旧唐书·吐蕃传上》

材料二：“史学自觉”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对史学的功用有深刻的认识，并以这种认识运用于一定的社会实践。第二：对史学活动给予关注并作出努力。唐太宗的《修晋书诏》写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彰善痒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唐太宗谓魏征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他数次下诏修纂前朝历史，又命宰相监修国史，成为历代官修历史制度的先河。《帝范》为何而作？首先，这是唐太宗给皇太子的政治遗嘱。他在序中明确写道‘汝以幼年，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学者瞿林东认为，①唐太宗是“史学自觉”的突出代表。②《帝范》是唐太宗结合自己的政治实践提炼出的重要认识。

——据瞿林东《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一代明君的君主论》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