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什么古代“民不争”，当今“民争”？韩非从人口与货财的比例关系来解释这个变化。他认为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所以“民不争”；当今“人民众而财货寡”引起“民争”。由于古代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他以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总是着眼于如何增加人口数量。韩非明确提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堪称是第一人。当今的一个县令却有很多特权，一旦死后，他的子孙出门还有车马，自然就不愿意把官位让给别人。“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土豪，非下也，权重也.”.韩非认为古人的品质并不比今人高尚，今人的品质并不比古人败坏。古人容易做到的事今人很难做到，那是因为物质原因造成的，而不是道德品质决定的。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平定六国.后.面对如此辽阔的国土，建立什么样的行政体制来进行管理？围绕这个问题，秦始皇和他的大臣们展开了一场讨论。丞相王绾等人认为：六国刚刚被消灭，形势不稳定，特别是燕、齐、楚三国故地与关中根本之地相距遥远，如果不设置封王，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无法镇抚，主张在新征服的边远地区封立皇子为王。这一建议得到大臣们的普遍赞同，但当时担任廷尉的李斯坚决反对这种意见。秦始皇认为：过去之所以战争连绵不止，就是因为分封王侯造成的，现在天下刚刚统一，如果又裂土封国，实际是又要制造战争因素，会导致纷争。如此而求安宁，岂不是难上加难。所以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

——《历史必修第一册》（教师教学用书）

材料三  孙中山曾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当国民党一大宣言通过后，孙中山对宣言的宗旨做了说明。他指出：此次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计划彻底的革命”，对内“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对外联合世界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第4版）

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地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材料一：《蜀志》记载，秦灭六国，“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以致“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秦政权奉行法治，以严刑峻法而见称于史。少数民族伤了人，按情节轻重论处，杀人犯了死罪，可以用货、钱赎免。《巴志》记载，“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其意为一户可免交一项田的租税，虽有十个妻子也不纳口算。

﹣﹣摘编自《从＜华阳国志＞看秦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

材料二：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主要防范诸蒙古部落的叛乱，派驻许多蒙古骑兵团在河南江北行省、云南行省、四川行省来进行军事控制，而东南是天下财赋重地，设置行省是为了搜刮财富进统治者囊中。秦汉唐宋以来，中国政区都以“山川形便”为惯例划分，常以大江、大河作为政区的边界，元朝则以犬牙交错的形式划分行省疆域。元朝以五事（即“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税平”），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标准。

﹣﹣摘编自《元朝行省制度及其渊源略论》

材料三：布达拉宫由吐蕃时的藏王宫殿演化成后世达赖喇嘛驻憩的宫院，不仅继承了吐蕃的建筑传统，而且吸收了佛殿的建筑艺术……一座建筑的艺术感染力，离不开它所处的环境和族群关系。宫殿寺庙建筑和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取法自然、依山舒展、建筑上下错落，前后参差，形成了丰富的空间层次……艺术上的对比随处可见，白宫、红宫和金殿、金塔的质感对比，华贵与朴实，细腻与粗拙，人工与自然的对比，强化了布达拉宫的崇高，也给人们带来了艺术上的愉悦。

﹣﹣《布达拉宫的建筑艺术》

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清王朝首先划定了民族之间的活动边界，限制族际人口流动；其次，在户籍管理上实行差别化的户籍制度，一是户籍有普通籍和特别籍之分，把满族、蒙古族等民族归在特别籍内，在特别籍内进行旗籍和藩籍的划分等；在管理体制上区分内外，这个区别有关内、关外之别。在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各民族的“自主权”越来越少。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封禁制度，也是清王朝专制的具体体现。清王朝的民族政策覆盖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但是无论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以王朝统治服务为根本宗旨，而不是以天下苍生为念。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三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民族关系列为第六大关系，又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指出：“为了胜利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一定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各民族团结。”2009年，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还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制度基础等日益深厚牢固。”

——摘编自肖锐《新中国60年民族政策的主线》

材料一 秦始皇在“匡饬异俗”中，既在坚决用法律手段强制推行秦国原有的社会礼仪和规范，又在探索用儒家伦理纲常对社会进行教化，以期秦朝统治长治久安。但是，因为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个人因素，其统治思想发生了严重倾斜，倒向“严而少恩”的法家一边，致使其用法过度，教化无力，“仁义不施”。同时，秦始皇没有充分考虑六国百姓对新的法律政令的认同与否问题，而是雷厉风行地执行新法，急功近利。再加上秦始皇本人骄奢多欲，最终致使秦王朝暴虐而速亡，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令人遗憾的一章。

﹣﹣党超《“匡饬异俗”：秦始皇重建社会文化新秩序的举措及其影响》

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秦始皇的：

材料二 1975年，毛泽东曾对在他身边为他读书的芦狄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在统一六国之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

﹣﹣中国网《惊人妙语论帝王》

完成下列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