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修筑驰道、直道和五尺道，构筑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性道路网。随着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开辟了联结中西方的“丝绸之路”。隋唐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系统四通八达，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沟通中国南北。宋元时期扩展了汉唐的交通网，在全国遍设驿站，古代交通进入高峰时期。……此外，中国从西汉开始不断探索海洋，逐渐形成了与东亚、南亚、西亚、非洲连通的“海上丝绸之路”。

——摘编自王崇焕《中国古代交通》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公路建设的投资主体由过去单一的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转变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交通主管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外各类经济实体等。投资方式由过去单一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转变为中央地方联合投资、中外合资合作，以及外商独资等多种形式。公路建设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984年公路建设投资仅22.8亿元，截至2017年底，公路建设投资完成21253亿元，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77.4万公里。高速公路遍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形成全国高速公路网。

——摘编自徐丽、贺菲菲《缓解制约支撑发展——收费公路的前世今生》

材料：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时，秦朝的人口估计有3000万左右。至西汉末年增加到6000万，三国鼎立形成期间，人口损失估计达60％，仅存约2300万。此后南北分裂，人口多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后，才恢复到6000万左右。隋末的战乱，造成人口降幅超过50％，到唐初仅有2500万。至安史之乱前夕，又增至约9000万，达到新高峰。唐后期和五代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北宋时期人口持续增长，大观四年（1100年）境内人口超过1亿，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合计也在1000万以上。两宋之际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下降，元统一时实际人口约7000万。但到17世纪初，全国人口已突破2亿。明末的天灾人祸和清初的残酷战争，又使人口降幅达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估计已降至1.2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恢复至1.5亿，以后很快破2亿大关，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创造了4.3亿的新纪录。

——据葛剑雄《从中国历史各朝代的人口数量变化看5000年中华民族历史沧桑》整理

材料一  “大一统”国 家形态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其中编户齐民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编户齐民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其基本动力来自国家间竞争的加剧，目的在于富国强兵。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编户齐民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并在汉代趋于定型。编户齐民对于“大一统”国家形态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分家立户”，国家政权得以直接掌握国家人口，显著提升了国家获取赋役的能力，奠定了“大一统”的经济和军事基础。二是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王朝国家建立起了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加上家户单位的自主性治理，使得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大为提升。

——摘编自黄振华《编户齐民与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

材料二   古希腊以城邦制度闻名于世，许多独立小国并存的形态贯穿了希腊文明的始终。城邦的理想是独立与自足。因此，城邦的人口数量是政治家和思想家关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可见，城邦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持一定的公民人数，防止过大或过小。...实际上，城邦可以通过扩大或缩小公民条件的办法来控制公民的人数，公元前5世纪雅典几易公民条件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要保持一定的数量，就要包括鼓励和控制生育两个方面。

——摘编自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初探》

材料一：“希腊国土的块状分布，平原面积的狭小，以及这些天然国土数量之多，事先给各种小块政治单元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正是四分五裂的地缘分布和差异极大的地形、地貌，使希腊人长期以来习惯于城邦制的小国寡民的政治格局，甚至养成了城邦崇拜情结，以至于当建立大型政治共同体的任务被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时，他们根本不可能表现出建立并维系一个大型政治共同体的愿望和能力”。

——摘编自虞崇胜、杨刻俭《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地缘因素探析》

材料二：由于地理条件便于攻伐，加之中国人自古就有追求大一统的强烈意识，各邦国都努力开疆拓土，以求统一天下。于是，强凌弱、众暴寡的吞邦灭国战争连年不断。通过兼并战争，合为战国七雄，最后，秦国扫六合定一统，成为一个疆域辽阔的领土大帝国。在这种诉诸灭国战争以求“天下归一”的历史环境中，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被采用和推广，官僚制度逐步完备，国家权力日益集中于最高统治者手中，君主专制势必成为最终的历史归宿。

——摘编自程汉大《古希腊罗马为何成为宪政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