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灭东方列国后，将过去错杂的交通线路加以整理和连接，“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根据“车同轨”的要求修筑了全国交通干线。为了控制广阔的国土，秦始皇修建了“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由首都咸阳通到全国各地的驰道，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务，又“堑山堙谷千八百里”修筑直道。在西南地区，还修筑了五尺道。伴随征服与扩张，以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便达全国的陆路交通网络得以形成。

——据秦筑《秦代陆路 交通初探》

材料二：古罗马历代统治者都把道路建设当作重要的国策执行。共和国时期，罗马完成对意大利本土的征服，修建了阿皮亚大道、弗拉米尼大道、东方大道等多条道路，将罗马与意大利东部、南部和北部连接起来。帝国建立后，罗马道路随着帝国的扩张而向外延伸。罗马帝国在其巅峰时刻疆城达500万平方公里，有372条主干道彼此联通，总里程为40多万公里，其中80500多公里的路面铺有路石，连接了今天英国、西欧、东欧、北非和近东的众多区域。罗马帝国的道路把罗马和各行省连接起来，形成“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盛况。

——据冯定雄《罗马道路与帝国统治》

材料一：（秦）郡县官吏统统由享受俸禄的职业官僚担任，任免权集中于中央。……郡守掌行政，郡尉掌军事，郡监御史掌监察。……郡县官必须服从朝廷的统一调动。官员调任它职，不得携带旧部属吏。每年正月“大课”，中央课考郡守，郡守课考县令长。

——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材料二：西周的封建是层层分封，而汉代封建只有一层分封，诸侯王国以下依然是郡县制，每个王国领有三四郡、五六郡不等。除了诸侯王以外，刘邦又分封萧何、张良等一百多位功臣为列侯，建立侯国，这些侯国的地位与县相当，但直属中央。因此，汉代封建只是郡县制的变形，并没有完全回到西周封建的道路上去。

——摘自周振鹏《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三：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掌、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请回答：

材料一  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乡村的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至隋文帝开

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摘编自唐鸣 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英国社会事业的重点是救济贫困，组织形态以教会和慈善组织自发为主。18世纪20年代以后，教区相继建立济贫院，“济贫院体制”逐渐发展。到18世纪70年代，全国约有2000所这样的济贫院。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先后通过修订《济贫法》（1834年），颁布《公共卫生法》（1848年）《初等教育法》（1870年）等，要求政府承担更多扶助贫困和提供基础教育的责任，并增设济贫部（1847年）、地方事务部（1871年）、教育部（1899年）等政府机构，搭建起管理社会事业的基础框架。

——摘编自王薇《英国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历程、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将军蒙恬率大军30万人击走匈奴，取河南地，筑44个县城，徙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游牧地区，变牧地为耕地，扩大了北方边境。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50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开始成为中国的领土。

——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身封建统治，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又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成制度。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领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人、汉人，同属臣民。”

——据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