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华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以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为两翼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秦汉以后“定型为以儒学为正宗，兼纳百家、融汇释道的帝国文化”;而“在商品经济有较充分发育的基础上得以繁衍的市民文化，在清中叶以前的整个中国社会都相当幼弱”。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概而言之，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却是在汉代。只是政治的演变往往有明确的界标，而文化的变迁却没有清晰的标志。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

材料：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层皆按宗法制组成父家长制集体大家庭。这种大家庭是一个血缘亲属关系复杂、人数众多、组织庞大的宗族集团。这种庞大的宗族共同体便构成了这一时期贵族社会最根本的社会组织。西周、春秋时期的家庭形态，除了宗法贵族集体大家庭之外，另有庶民、奴隶等个体家庭，但无经济、政治上的独立性，尚被包容于宗法大家庭以及各类共同体(如村社)的外壳之中。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推行“分异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把家庭单位强令分析到最细小程度，这是对宗法制度的彻底否定。由此，秦确立了最小型个体小家庭结构形态，这种小家庭成为社会普遍支配形式，是秦家庭组织最基本形态。这种家庭，就血统世系而言，一般为两代层结构，很少有涉及祖孙三代者;就人数而言，通常为五口之家。这种家庭具有结构简单、内部关系单纯而亲昵、人数少等特点。

——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