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书法以汉字文义为内容，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②“德”是孔子及儒家的核心思想，能匡正社会秩序

③新闻体现的中国传统思想与艺术均成型于春秋时期

④儒家思想与书法艺术均可包含在中国古代文化之中

材料一：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儒教中包含的这种共同体意识在韩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目标时，全体国民能够形成集团、协力组织、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儒教主张人必须与天奋斗，与人奋斗，提倡力争。……正是这种刚健有为的性格、自强不息的精神，韩国才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让经济稳步复兴。

——王淑臣《韩国民族精神中的儒教精蕴》

材料三：日本传统文化能够承接外来文化的刺激及压力，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日本的儒家学派，即朱子学。在伦理道德方面，承认人的物质欲望和需要，但主张个人利益的目的与归宿在于社会公益，这显然与儒家在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俗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的前提下，最终强调“天下为公”之思想一脉相承。在政治思想方面，主张“天赋人权”理论，但主张民权服从国权，强调儒学一贯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留‘忠君报国’之思想”。与此同时，保留儒家忠孝观念，使得日本近代化过程中，避免了东西方文化体系碰撞时人的原有价值观念体系崩溃、民族成员心灵分裂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近来年，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构筑了“日本式经营”的学说，其中列举的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文化的特征。

——孙政《儒家文化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材料一：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解政治的见解。……但他对（当时）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同义）也。”“夫仁谊（同义）礼知（同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南宋孝宗《佛祖统纪》卷48

材料四：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子文集》卷七

材料五：在物质生活富足的前提下，那些经济上有实力的商家要求政治上的地位，于是出现了精神上的反叛。……李贽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下，他的思想也有了初步的“民主意识”，从而为他的“民本意识”突破儒家“民本思想”提供了社会基础。从李贽生存的地理环境来看，当时李贽生活在比较繁华的贸易港口泉州，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和观念通过这一窗口传播进来。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影响下，李贽的思想更具反叛精神，富有战斗性。

——肖国华《李贽的儒家情结》

材料一：重义轻利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其核心是重精神的价值，轻物质的价值，好名而不好利，务虚而不务实。在先秦，持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并赋予了一定的阶级内容。他认为，统治者只要讲文德，进行感化，就能使人民归服。孟子从国家的角度谈论问题，也是把义放在第一位。汉朝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开始处于正统地位，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在董仲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展，董仲舒要求人们一味迫求道义，放弃功利，将道义和功利对立了起来。义利之辨在宋代朱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朱熹认为人欲是利，天理是义，仁义道德与利欲是对立的，因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摘编自王鲁英《论洋务运动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

材料二：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以义生利，兴利除弊；洋务运动时期主张重义兴利，利国利民；维新运动时期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和谐；辛亥革命时期主张义利统一，建立革命道德。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是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贯穿着强烈的救亡意识。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传统伦理道德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面临着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问题。尽管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错综复杂，但存在着一个慈的发展趋势，即由重义轻利的传统义利价值观向义利并重的近代义利价值观演变。

﹣﹣摘编自赵璐、白俐《论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及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