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周代的贵族分王室、诸侯、卿大夫、士等等级。春秋时期，从各个阶层中游离出来的贵族、平民渐渐合流于士的阶层，他们熟知礼乐文化，著书立说，聚徒讲学。

——摘编自王家范等编著《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东汉时期，儒生从政后，为应时兵刑伐谷而“通法律政事”“习文法史事”。而由法律起家的文吏，开始转习经术。两汉四百年间儒生与文吏充满矛盾，最终是“吏服训雅，儒通文法”。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三：明代科举名额没有与人口增殖同步增长，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不少士人放弃科举，投身商业，出现了“士而贾行”“弃儒就贾”的现象。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一：荀子是先秦时期重视粮食安全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法律要规定好赋税的缴纳，“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同时，“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荀子还将强国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王、霸与强三种霸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亡国富筐筐，实府库”，只有“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进而选贤任能才能真正成为霸者。

——摘编自王高阳《先秦诸子粮食安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隋唐时期是中国粮食储备辉煌发展的时期，粮食储备仓库有正仓、太仓、转运仓、军仓、常平仓等六种仓库，其中太仓（含嘉仓）是专为皇室、京官提供俸米的粮仓，主要盛纳全国州县所交租米，并起着关东和关中之间漕米转运站的作用。下图是唐代洛阳含嘉仓十九号粮窖出土的四方铭文砖及铭文。

——摘编自王高阳《先秦诸子粮食安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商鞅变法的耕战政策和法制思想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为了富国强兵，变法规定:“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徭役)。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没收其妻子为官奴婢)。”这种政策，到了秦始皇时代，更是变本加厉，他竟把商人与逃犯一样看待。为了推行法制，商鞅变法“燔《诗》《书》而明法令”，他认为《诗》《书》等都是一些“巧言虚道”，能使人怠于农战。这种政策发展到秦始皇时，更是“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为了推动新法的实施，商鞅提出“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的观点。为此，他极力鼓吹君主独裁，以便树立绝对权威。这种思想发展到秦始皇时，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总之，我们不能忽视商鞅变法的消极影响。

——摘编自洪家义《论商鞅变法》

材料：

古代的成都平原，水旱灾害严重。公元前256年，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的李冰为蜀郡太守，前往四川地区治水防洪。李冰父子吸取前人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在修建过程中，李冰通过对地形和水情周密细致的实地勘察，正确处理各个主体工程的关系，使其功能互补，联合发挥分流分沙、泄洪排沙、引水疏沙的作用，科学地解决了江水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都江堰是一项科学、完整、综合性的防洪水利工程体系，它的修建，开创了中国水利发展的新纪元。这项工程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天府之国”。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当今世界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至今还滋润着天府之国的万顷良田。2000年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4届大会上，由于都江堰在历史和科学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与青城山一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根据《国家地理》2014年第10期改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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