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凡君主专制、立宪和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法国其已然者矣……是故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1902年）

材料二：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路梭（卢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弟子谓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

——梁启超《致康有为书》（1900年）

材料  始于1875年的使节制度是晚清从传统理藩向近代外交转变的标志。1876年清政府制订了《出使章程》，之后，又按照传统的政治行为模式和西方外交的程序要求，制定了外交使节的出使行为规则。清政府的驻外使节是由内外大臣及督抚随时个别保荐，不需要严格的专业训练，也不讲求外交专业的素质。驻外使节是皇帝钦差，代君行权，外交非他们的本职，只是临时的任务。驻外使节三年一任，在却任回国后，常常不在外交领域任职。虽然清政府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采用了近代西方的使节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其社会效应令人惋惜。

——摘编自危兆盖《清季使节制度近代化前期的历史考察》

材料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中西悬差的现实，郭高燕认为，要正视中国与西洋关系的新格局，承认并接受这种新的中西关系，在此基础上探求外交上的自处之道。曾纪泽对西洋文明有着和郭嵩焘一样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在新的中西关系下，提出了“酌情据理”的外交对策。但是，郭高寿与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郭高点认为列强来华的主要目的在于通商求利，与列强开战毫无必要，且只会“贻患日深”，主张“通商—自强—独立、近代化外交”。而曾纪泽认为《南京条约》以来一切中外和约，“有伤自主之体统”，必须“设法改订”。提出加强国内军事备战，阻遏列强侵华野心，从而为外交求得和平解决提供便矛！j，形成“自强、外交独立—近代化外交”的模式。

——摘编自张浩《郭高燕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耶稣会士为在中日两国打开传教局面，遂以西医为百姓疗疾来赢得人心。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向中国译刊一大批西医著作，向国人初步介绍了西医解剖学、药物学等知识。此后，西医在中国渐趋实用。康熙帝任用传教士为其治疗心悸症和上唇生瘤，获得奇效。在民间，一些传教士也为老百姓治病。但总体上西医在中国影响不大。西医最初在日本传播时，传教士深入民间行医含药，颇得民心，很多倾慕西医者受洗入教。此后，以兰学（指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学术）为代表的西医著作大量传入日本，从理论上丰富了日本人对西医的认识。

——摘编自田毅鹏《西医在中日两国传播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医在中国日益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许多传教士在华行医、建立医院、开办医学校、翻译医学书籍和出版医学刊物。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开始官派留学生，1872～1875年选派120名幼童赴关留学，其中有5人从事医学工作。明治维新后日本西医发展很快，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间接吸收了西医知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清廷官员和洋务人士（如荣禄、李鸿章等）体验到了西医的功效，就带头或动员富商捐资教会医院，各地受医人数大为增加020世纪初，中医人士开始自’发地学习西医，西医影响逐渐超过了中医。

——摘编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东渐”的途径与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