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佛教的自我调适性从入华之初就已开始。两汉时期，中国盛行神仙方术，当时来华的译经家也便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钻习。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遂以佛理附会玄学。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主要借助于宣唱形式。佛教在改造自己宗教哲学、传教方式上的同时，也在政治理论上竭力迎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明末）传教士来华与西学的输入……在部分中国士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为西学所吸引，为耶稣会士的博学所倾倒，以至“士大夫视与利玛窦订交为荣”，“投刺交欢，倒屣推重，倾一时名流”。在这一基础上，一批主张全面接受西学的士人脱颖而出。他们明确提出“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的主张，“以为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别自有人，不必华宗夏土，亦不必八索九丘（《八索》《九丘》指古代文化典籍）”。他们还充分意识到吸收西方文化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加速度的推动力，即“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成立，“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据说当时的翻译馆明文规定，所翻译的书籍除供京沪两地学堂使用外，其他均由制造局图书处统一发售，以便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译书，同文馆与传教士都有采用……至于其读者，既有官员，也有士绅……据传，截至1879年底，翻译馆共计销售译书32111部，共83454册，平均每种售书250部左右。

——汤霞宋以丰《晚清政府与官书局的西学翻译》

材料：郑观应，道光二十三年（1842）生。幼承庭训，攻读四书五经，企图博取功名。但是，16岁那年应童子试名落孙山后，他“即奉严命，赴沪学贾”，走上当买办的道路。光绪初年，郑观应两次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他辞去待遇优厚的买办职务而投身于创办伊始的中国近代企业，主要出自振兴民族经济、挽回国家权利的考虑。光绪十八年（1892），郑观应撰写成《盛世危言》，以“图强御侮”为宗旨，主张经济上与西人“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他同时认为：“法可变而道不可变。”“道”也就是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思想体系。尽管如此，《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维新志士的欢迎。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唐才常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自小接受封建教育。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他以救中国为事，专注研究各国政治外交情事，参与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着手组织“正气会”，作为将来武装起义的策动机关。“正气会”的名称来源于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在宣布正气会成立的序文中，一万面攻击清政府“甘首腥膻，自甘为隶”，指责清政府对洋人的屈膝投降，成为洋人的奴隶，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一方面又宣扬要“忠君爱国”，称：“日月所照，莫不尊余，君巨之义如何能废”，承认与光绪有君臣关系。19年，唐才常领导了在长江流域掀起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自立军起义。这次起义还吸引了革命派参加，促使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发展.为推动两湖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辛亥武昌首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摘编自刘涣决《唐才常与自立军起义》

材料一：郑观应主要经历如下：

1842年生于广东香山买办之家，深谙实业之道

1858年，16岁科场失意前往上海英商宝顺洋行

1867年7月，与爱国买办唐廷枢创办公正轮船公司。

1880年，李鸿章聘郑观应出任总办挽救了织布局窘境。

1883年，郑观应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最大民用企业）

1894年，《盛世危言》郑观应一生心血的煌煌巨著完成

——据夏东元《郑观应传》整理

材料二：郑观应批判了传统的农本商末观念和重农抑商政策，清楚地看到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主张“商务之盛衰，尤必视工业之巧拙”。郑观应主张“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主张在清王朝的领导下，从中央到地方设置商部、商局、商务会所，提出“凡铁路、轮舟、开矿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呼吁政府“重订税则，厘正捐章”，将海关机构职务“渐易华人”。希望重现康熙盛世。

——选编自王志凯《郑观应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