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尖锐地指出，“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断定“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流亡日本时期，他曾愤怒地表示“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1903年12月，梁启超由美国返回日本，曾承认“与其共和，不如君立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从1905年开始，清政府宣布要实施立宪，梁启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期望，为出国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直到“皇族内阁”产生，才使梁启超君主立宪的幻想彻底破天。民国成立后，梁表示接受既成事实……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于1915年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促使了护国运动的爆发。

——摘编自徐斌《论梁启超的善变》

材料一 

材料二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在此之前，人们主要是把民主与科学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或手段追求的。为此，人们在接受或宣传、介绍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学说时，往往有所选择，这就影响了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接纳。如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有人说它们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但在“五四”之前，却没有得到国人应有的重视，除严复、梁启超等个别人外，几乎没有其他思想家宣传、介绍过。

——摘编自王奇生《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完成下列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