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尤其是君主之宪思想、“三权分立”以及“人民主权”理论，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包含了“权利”。“义务”等近代政治内容的“人民”一词，开始作为政治术语而流行。“人民”已经不再是潜惜懂懂糊里糊涂、任人支配的代名词，而是拥有权力、发表意见、参与政务的新主体。辛亥革命后，其有新含义的“人民”影响更为广泛。

将“人民”本义彻底颠覆的是孙中山先生：“专制国以人君主为主体，人民皆其奴隶，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今日我正为共和国，应以人民为主体。”“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区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

上述例句中的“人民”含义与共古义已有很大差异，而孙中山先生对“人民”的解释中，某些人已经不属于“人民”的范畴，这为日后毛泽东对“人民”的阐释理下了伏笔。

当时，与“人民”表达相同意思的。还有“国民”、“公民”。“参政权问题；凡生息于一国中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然希腊纯然贵族政体，所谓公民者，不过国民中一小部分，而共余农工商及奴隶，非能一视也。罗马所谓公民，不过其都会中之拉丁民族，而其攻取所得之属地，非能一视也。”“卢梭之言曰：‘主权不在于主治者，而在子公民，公民全体之意向，即主权也。社会之公民，常得使用其主权，持以变更现行之宪法，改正古来成法上之权利，皆性所欲’”。

——摘编自万齐洲、冯天瑜《“人民”词义的变迁》

材料一：启蒙思想之反专制思想是基于新勃兴的理性主义思考，其限制君权的手段不是恢复古制，而是采取新的手段——分权而达到制衡的目的，其理论基础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强调的人民主权说，其最基本的价值观乃是天赋人权说。启蒙思想是理性主义的重大发展，……并非经由旧的统治思想——天主教思想的异端发育而出。

——丁翀《源头活水来自哲学高度》

材料二：“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康德（1724——18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