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很好地概括了科举制度下中国古代文人的处境。科举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向上社会流动的机制。但是这个机制的有效性在于它是一座独木桥，迈不过去的话，就只配给人耻笑。越过这座独木桥之后，文人的出路还是单一的，只有为皇帝服务这一种选择，其命运依然是危机四伏的。欧阳修议论说，侍奉皇帝不当，为原则过于刚直，就有“杀身成仁”的可能。

材料二：欧洲中世纪晚期国王或者大贵族使用的文官是中世纪最有教养的人群，而且越来越多是大学毕业生。毕业生的去向不是单一地为国王服务，而是有多样选择和可能性。中世纪欧洲向上社会流动的特点是，做官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大学教育所构成的社会地位改善途径不是单一的、官本位的，而是多元的，律师、教师和医生不仅可以独立于官府，而且有尊贵的地位，他们的难题不限于能否做官，还可能是能否找到待遇丰厚的律师、医生和教书的职位，做官和从事这些专业工作并无那么明显的贵贱之分。拥有博士学位本身就意味着获得一系列特权和很高的地位。

——以上材料均摘自《彭小瑜：中世纪欧洲大学与中国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