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社会中应有“共同意志”，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这一结合行为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这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受限制，不准分割……为维护这一主权，必须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立法、司法、守法、受法律保护、受法律制裁各方面的平等……政府官员只是人民委派的工作人员，不享有主权。随着政府职位诱惑力的加大，人民应采取更有力的监督手段……人们在行使自由权时，绝不允许损害他人的自由，否则他自身也就不自由了。这时，共同意志就要通过法律手段制裁他，“强迫他自由”。

——摘编自卢梭某著作

材料三：“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技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近年来政象所证明，以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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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伏尔泰说：“欧洲的王族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他赞美孔丘“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他相信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孟德斯鸠、卢梭则指出真实的中国根本不如尊孔人士想像和描述的那么美妙，他们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无制衡的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揭露。

——摘自庞忠甲《论儒学的国际影响》

材料二：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顾炎武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中提出“君主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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