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随着罗马帝国的逐步解体及基督教的胜利，到公元500年，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知识在西欧变得极为稀少。11世纪后，基督徒的东征使阿拉伯文献随手可得。1125－1200年，西欧形成翻译的浪潮。意大利的热拉尔先后译出《天文学大成》及70部其它文献，特别是译出亚里士多德讨论科学方法的重要文献《分析后篇》。13世纪，与拜占庭关系密切的西西里成为希腊语译成拉丁语的中心，其中莫比克完成了亚里士多德及阿基米德几乎全部希腊文原稿的拉丁译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翻译家的辛勤劳动，没有亚里士多德包含关于整个宇宙详尽完备科学观点的物理、哲学著作，17世纪的科学革命就几乎不可能发生。

——摘编自【美】爱德华•格兰特《中世纪的物理科学思想》

材料二：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明末，罗马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先后来华，与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相往来，研究各种学问。先是明代循元“授时历”，错谬渐多。中外学者合译西方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完成历法改革之业。这个时期的各类译书不下百数十种，如《几何原本》、《坤舆万国全图》、《天主实义》等，为欧籍入华之始。要而言之，中、外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下，学界空气亦有变换，时人评之：“如历法、算法、火攻、水法之类，皆探两仪之奥，资兵农之用，为世永利。”

——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材料：长期以来，“启蒙”一直是思想文化史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启蒙，是一种“内源”式、接续式的“早熟”的启蒙。在14至16世纪，西方人依靠自身的社会变革力量酝酿起早期启蒙，并层层推进演绎出18世纪启蒙。而近代中国的启蒙则是“外源”式、突变性的“晚熟”启蒙。借助于“西学东渐”的刺激与发酵，中国文化传统的逻辑发展进程才发生历史的大转折，最终在“民族复兴”的理论大框架中，标立起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价值观和伦理观，逐渐折射和透显出“西方式”启蒙的反传统含义。

——据孟广林《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启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