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儒学自16世纪始大规模西传入欧，到17、18世纪在欧洲掀起了“中国文化热在宗教、哲学领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从孔子的“天道自然观”中找到了中国存在原始自然信仰的证据，他们认为，这种信仰不是天神论，而是“自然的道理”，并据此来批判被他称为“理性之大敌”、“文明之恶棍”的基督教神学《在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方面，儒学的突出特征是倒重于道德伦理，并使之与社会政治相结合，以达到国家的“仁政德治”。伏尔泰对此无比推崇，百科全书派代表霍尔巴赫也呼吁“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他们借此反对旧道德，期许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此时，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们也在积极地从先桊儒学中汲取营养。黄宗義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得出“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这是对孟子“民责茗轻”民本思想的重新阐发；王夫之则对维护君主专制的宋明理学给予坚决批判，他认为“人欲”不能扳杀，“天地之产，皆有所用，饮食男女，皆有所负”，这是对先秦儒家“性也，天之就也”（《孟子•解获》）的“人性天就论”思想的重新焕发。

材料二17、18世纪中西方社会均处于较剌烈的变动之中，生产力发展的张力鼓动着先进的阶级或阶层要突破传统政治的鹿敗和官方哲学的愚昧，因此，中国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取用儒学精荭的社会基础存有某种相似性。但因二者的现实环境却存在着根本区别，欧洲正处于新旧思想，新旧力量激烈交锋的状态，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就注定了二者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儒家学说在启蒙运动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巨大变革，而中国的启蒙活动却未能形成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思想运动。

——以上均摘编自谈家胜：《17、18世纪中西启蒙思想家取用儒学精蘊及其影响之比较》

材料一16、17世纪的中国，正值明中叶以后，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变动，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产生有别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还表现在文化上涌现出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

——刘志琴：《明清之际文化近代化的萌动与夭折》

材料二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审视启蒙运动。一方面，启蒙运动的开创者和追随者对他们所继承的那个世界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另一方面，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试图为更为清晰可靠地理解这些问题奠定充分基础。总之，启蒙运动乃是在批判与创新的大破大立之中展开。”

——《启蒙运动百科全书》

材料三

西方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教会神学，其内容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而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问题，身后世界的问题。任何神学的东西，只要人的思想世俗化了，理性觉醒了，那么神学的东西不管多么貌似强大，都是不堪一击的非常脆弱的。……在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与君权平列的是教权。……一个封建君主如果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就可以不对封主尽义务。……西方封建时代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儒家的圣贤主张经世致用，相信可以把现实世界治理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合理的世界，正因这样，儒家经学对我们社会的影响之深、力量之韧是罕见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皇帝，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君者，法之原也”。……中国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

——摘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材料一：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l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则拿出了……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如果我仅仅考虑强力，以及强力所得出的效果，我就要说：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摆脱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摆脱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既是根据别人剥夺他的自由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所以人民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的，否则别人当初夺去他的自由就不是毫无根据的了。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诸自然的，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

——卢梭《社会契约论》

材料三：如果立法权与行政权掌握在一个机关手中的话，那么颁布法律的机关同时也执行法律，这样一来就不会严格遵守法律中的规定，就会破坏法律，国家就将落到暴政下面，而专制制度的弊害就在这里。如果在一个机构中同时集中司法权和行政权，那么也将同样流于专制。那时法官将成为压迫者，因为他既是法律监督者，又是法律执行者。同样地，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集中于一个机构，法官在判决案件时，将不会严格遵守法律，因为法律就是自己制定的，他可以改变法律的内容。

——刘祚昌、王觉非《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四：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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