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西方启蒙者在批判封建专制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崭新的社会理想——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明末清初的思想则根本没有自己新的社会理想。黄宗羲的理想是恢复“三代之盛”，无非是改善君臣、君民关系的封建盛世而已。正因于他们没有一种崭新的社会理想，他们就只能向后看，从历史上所出现的封建盛世中寻找安慰，因此他们大多都拖着一条沉重的复古主义辫子。

——摘编自覃正爱《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论”质疑》

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有据）

材料一：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礼记·礼运篇》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的一种经典表述。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在两宋，社会互助观念业已产生。社会互助始于宗族，这是以范仲淹的义庄为滥觞。这些义庄义田，是利用其田租以赡族人。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贫困者分为极贫、次贫，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

材料二：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贫困救助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有识之士在与西方社会的不断接触和交流中意识到“盖养之者，饱暖一时：教之者，饱暖终身也！”1907年，晚清政府民政部针对从前各种善堂、善局重养轻教的弊端，明确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1943年，国民政府社会部次长洪兰友参与了《社会救济法》的制定，他表示：在现代社会，“人民之于国家，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其于救济事业，自当视为政府对于人民应尽之责任”。晚清创办工艺局，其收养对象仍根据道德要求分别上下差等：“身家清白，穷无所归者为上；本有行业，造难流离者次之；平日懒惰成性，兼有嗜好者又次之；甘心下流，近于邪僻者为下。”民国以后，则规定“年龄在8至16周岁而贫苦无依或性行不良者”均符合入所条件。

——主要摘自岳宗福、杨树标《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材料：范祖禹（1041～1098年）把复兴儒学，重整纲常，提倡道德，遏止私欲具体落实在规劝哲宗皇帝的失礼行为上．这是对前代统治者忽视儒家伦理而带来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的反思。他说：天下治乱皆系于人君之心，君心正。则朝廷万事无不正。……古者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论道经邦，變理阴阳，无他术焉，唯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道之教训，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正心，未有不由稽古好学而能致也。臣窃考之前世，揆之当今，恭帷本朝累圣相承，百有余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人主无不好学故也……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天下他日之治乱，臣不敢不尽言之。

材料一：明清时期，蒙学教育非常兴盛。明代官办的蒙学教育主要是社学，洪武八年命天下立社学：“但有三五十人家，便请个秀才开学，教军民之家子弟入学读书，不妨他本业，务要成效。”清康熙时正式向全国推广义学：“各省、府、州、县，夸多立义学，延请名师，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无论是社学还是义学，都是本着为天下所有儿童提供同等教育的精神而开办的，……蒙学教育的私学形式是私塾，私塾非常常见，也最有中国传统特色……明清蒙学教育择师标准很严，明太祖曾有明令：“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官学蒙师大多要经乡民推举或地方官选定，“具书致礼”，正式聘任。私塾中的蒙师也会按照乡里最诚敬的礼节聘请……明清蒙学重视道德教育，表现出深厚的人文意蕴。……通过启蒙教育，使之逐步趋成于圣人的人格和境界，奠定一生发展的道德与文化基础。——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大众教育是19世纪后期的大众社会的产物……到1900年，许多欧洲国家都建立了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小学，为大众提供免费的义务性基础教育。欧洲国家为何要对大众教育承担起这种责任呢？自由主义者相信教育对于个人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很重要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如此可以培养人民遵守社会纪律。……对工业家来说，大众教育培养了满足他们需要的工人。然而大众教育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政治性的。选举权的扩展需要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更重要的是，义务性的大众教育向被教育者灌输爱国主义，使大众国民化，这为更高程度上的国家整合提供了机会。——摘编自杰克逊·J·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