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晚明文学理论家一反传统鄙视小说、戏曲、民歌的偏见，甚至把其置于诗、史之上。汤显祖的《牡丹亭》在批判假道学的同时，突显了真挚爱情的伟大力量。徐渭晚年的诗文创作不要法度，不去追求某种人为的效果，倡导“越俗越家常越警醒”。针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论调，袁宏道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还说自己写诗“非从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晚淸道光、咸丰年间，龚自珍的诗批判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具有变革精神。同治、光绪年间黄遵宪的诗广泛地描写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充满爱国热情，还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以及新的思想文化。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等倡言民族民主革命，影响很大。梁启超特别重视“政治小说”，曾朴的《孽海花》大胆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设路野心。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材料二  人文主义者打着“回到希腊去”的旗帜，却并非复古派。但丁用意大利托斯堪纳方言写作《神曲》，声称自己的诗首先是写绐群众看的，因此不能用群众看不懂的古文来写，彼特拉克扱力宣扬“凡人要先关怀世间的事”，薄伽丘则无情地揭露、讽剌了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的腐朽生活与败坏道德，并热情赞美了纯真爱情。塞万提斯认为“任何作家如果离开了迫近真实的准则.或者是离幵了一切创作臻于完美所必经和摹仿自然的道路，那么所有的一切就不可能达到”。

——佛朗·霍尔《西方文学批评简史》

材料一：17，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中国风”，中国的文法、典籍、儒教、建筑风格、工艺美术、绘画、瓷器技术大量传入西欧，尤以政治制度影响巨大。欧洲百科全书派的启蒙学者，通过对中国思想与政治制度的赞美，表示了他们反对神权统治下的欧洲君主政治的残暴统治。伏尔泰说：“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最美好的制度。”重农学派代表魁奈认为：中国的统治是合法的专制统治，中国皇帝是合法的专制君主……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所有的国家都忽略了这一点，只是中国例外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伏尔泰说：“欧洲的王族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他赞美孔丘“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他相信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孟德斯鸠、卢梭则指出真实的中国根本不如尊孔人士想像和描述的那么美妙，他们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无制衡的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揭露

——摘自庞忠甲《论儒学的国际影响》

材料三：17，18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l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则拿出了……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顾炎武的《郡县论》认为郡县制是政治最大的弊端，“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郡县制是皇帝最大化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手段，所谓“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中央专权钳制之下，地方社团和地方官毫无积极性可言，致使民穷国弱，而振兴国家的办法就是分权给地方，让地方社团强盛，授地方官以实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厚民生和强国势。

——摘编自彭小瑜《以政治人类学质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材料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是“独夫”，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主张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这种学校具有对天子直言“政有缺失，“‘公其非是”的职能，类似于近代的代议机构。他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