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从传统经世的旗帜下走向分化，其派别主要有：试图把经学大义运用到实际政治中去的“通经致用”派；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以科学技术为武器实现富国强兵的“科学技术”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倡导派留学、译西书、设学堂、兴军工、办实业、练军队，以维护伦纪圣道的“中体西用”派；推行君主立宪，并以此为工具进行变法的“维新变法”派。这一分化，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各种思想斗争此起彼伏，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与脉络。

——摘编自郭歌《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弱肉强食，当权者都能看到商业在图霸、兴业中的作用，卫文公为发展经济“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晋文公也实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

——万李义、孙涛《春秋时期私营商业兴起之原因浅析》

材料二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汉•贾谊《论积贮疏》

材料三  两宋的商品经济远远超过以往各个朝代，国家的商业政策不得不作出调整。宋朝早在太祖建隆元年（公元 960年）就“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征商则例及创收”。并明确规定“场务（征税机构）不即（及时）检税，若收纳力胜过数，各杖一百；留滞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政府通商惠工的政策措施鼓励了人们经商的积极性，国家虽有明令减免商税，但税额反而增加。

——摘编自冯芸、吴臣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材料四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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