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之际的中华帝国国力强盛，传教士不能“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宝剑”，凭借坚船利炮进行文化渗透，而必须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

1582年利玛窦到肇庆后，极力结交广州提督、肇庆知府等明朝官僚及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赠献日晷、自鸣钟、地图等“方物”，并与徐光启等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同文指算》《泰西水法》等西方科学译著。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方便传教。耶稣会士明白，要想楔入中国社会，必须适应中国习俗，为此他们“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很多传教士在意识到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的重要性后，为自己取具有中国韵味的名字，并改穿儒服，以“西儒”形象优游于士大夫群中。在传教同时，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著《大中国志》，为西方人理解中国，尤其是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理论前提。

——摘编自《略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成因”》

材料二：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武力侵略，《望厦条约》、《北京条约》中关于允许外国来华传教的条款，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依据。一些传教士鼓吹对华发动武装侵略、干涉中国内政，激起国人对基督教的仇恨和排斥，各种教案频频发生。传教士采取了多种活动改善基督教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都有传教士的影子。传教士在中国大力创办文化事业，在19世纪后半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约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1840-1919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大约创办了5000所教会学校。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中国的赈灾活动。李提摩太曾说：“（赈灾活动后）一些国人对传教士的称呼从“洋鬼子”转变为“洋大人”，这体现了一部分国人已经在外国传教士所给予的“恩惠”中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摘编自《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原因初探》

材料：船山（王夫之1619—1692年）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自强的典范性人物。他毕生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自许，希望通过弘扬和创新中华文化来成就自己的学术志业和实现人生价值。

船山颇具自白心迹的《诗广传》有言：有谁在生居迷乱之世，上不遇明君，下不得民望的情境下还能够不改救国之志，仍然栖栖遑遑地关心天下的文明建构，心系天下的安危或民众的安乐呢？而且唯恐谋求得不够精深远大而高明悠久呢？只有那些真正关心国家、关心民众、关心文明建构的君子才能有如此的胸怀和志向。君子视镜高远，胸怀博大，有一种“不因贫穷而怠乎道”的伦理自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其人格品质的集中体现。君子不同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从来不从个人私利来谋划人生，而是始终将整个天下、将文明建构和价值拱立装在心头。

——摘编自王泽应《船山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精神论》

孔子在中外历史上的形象

——据张荣明《孔子在中外历史上的十种形象》（节选）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