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墨子是我国倡导功利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所指的功利涵盖了利己、利人、利天下三个层面的含义，是判断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他对人们求利动机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认为“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墨子又强调利己的实现存在于利人之中，所以要“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达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要求人们消除自私，当个人利益与他人、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要牺牲自我。墨子实现其功利目标的方式是“控欲”，对老百姓来说，只需要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即可；对统治者来说，墨子认为要“非乐”“节葬”“节用”。墨子还提出了一种对他们是否严格要求自己进行监督的监督机制——“天志”“明鬼”，警告老百姓和统治者要遵循“控欲”，否则会受到外部力量的惩罚。战国时墨家与儒家同为“世之显学”，但“汉代以后儒家独尊，墨家则几为绝学”。——摘编自糜海波《中西功利主义思想比较与启迪》等

材料二：18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边沁（1748—1832）提出了功利主义学说，他认为追求快乐或避免痛苦是人们行为的最终目的，社会幸福是个人幸福的加总，判断行为好与坏要看该行为的后果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边沁肯定了个人利益的至上性，“不了解个人利益是什么，而奢谈社会利益，是无益的。”边沁提倡利他，但反对个人应当为他人利益或社会幸福牺牲个人利益，边沁认为利他不过是利己的手段而已，人们之所以利他是出于利己的动机，以此实现人己两利。在实现功利的手段上，边沁主张享乐主义，鼓励个人去追求自己的最大幸福，当每个人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就增加了。受西方民主法治传统的影响，边沁强调立法和政治参与，“功利原则承认这一被支配地位，把它当作旨在依靠理性和法律之手建造福乐大厦的制度的基础”。边沁功利主义经过约翰·穆勒、大卫-李嘉图的修正和扩张，成为了国家政策的最主要的元素，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摘编自钱磊《边沁功利主义法律观产生的历史土壤及其影响》等

材料一：平王东迁后的混乱形势，表现为三个方面：一，周王室丧失了对诸侯国的约束能力。东迁依靠晋、郑两国。东迁后，周室仅有洛阳周围数百里之地，相当于一个小国。春秋初晋国内乱无暇外顾，郑国操王室权柄。郑武公死后，平王想立虢公为卿士，因郑庄公不满而罢。为取信于郑国，平王还与郑庄公交换太子为质，史称“周郑交质”。平王死后，桓王又想使虢公执政，郑庄公派士兵抢收周地温和成周的庄稼，史称“周郑交恶”。桓王十三年（前707年），桓王罢免了郑庄公的王室卿士之职，郑便与周兵戎相见，战斗中郑军“射中王肩”，天子威信扫地。西周有诸侯定期向王室述职纳贡的制度，而春秋时诸侯国不再遵守。被视为执行周礼典范的鲁国也不照旧制行事了，“春秋之世、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鲁大夫聘周者仅四，其聘齐至十有六，聘晋至二十四”。失去朝贡使王室陷入贫困，甚至要向诸侯“求赙”（要财物助丧）、“求车”、“求金”。二，诸侯国内部和诸侯国之间篡杀、攻伐层出不穷。春秋初，有100多个大小不等的诸侯国，齐、秦、晋、楚四国最大，鲁、曹、宋、郑、卫、燕、陈、蔡、吴、越十国次之。各诸侯国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等级秩序，以往受周室制约。现在失去约束，各诸侯国内部争夺及各诸侯国之间的争夺空前激化。仅鲁桓公在位的19年间（前722年至前694年）就发生鲁桓公杀隐公自立、宋华督杀殇公、齐襄公杀鲁桓公一系列变乱。春秋初的强国郑国，在庄公死后发生了长达20年的内乱。

──摘自《中国历史》先秦卷张岂之

材料二：孔子很重视周礼，把西周看作是理想的时代，尽管他对于旧制度认为应该有损有益。在他看来，作为贵族行动规范的礼，不应该仅是一种形式，最重要的是礼跟仁的结合。如果离开了仁，礼就没有意义了。所谓的仁就是“爱人”，是贵族才能具备的一种品德。孔子周游列国，受到各国的款待，但他没有得到亲自检验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

    面对当时的实际，墨家要求“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反对当时君主和贵族的奢侈无度，以“去无用之费”。墨家还竭力宣扬天下如能“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由此出发，墨家反对当时以强欺弱的残酷战争。

──摘编子白寿孨《中国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