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古希腊城邦是基于社会分工合作，理想国中各阶级具备各自的美德，不相僭越，城邦就达到了“正义”。柏拉图认为城邦的治理是复杂的艺术，因而对统治者的政治、文化、才能、品德等方面，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城邦的统治者属于第一等级的公民，统治者的灵魂是由黄金构成的，具有智慧的美德。孔子编撰的《尚书》中所记录的君王，都是被儒家所认定的“明君贤王”，《尚书》中记录了上古“明君贤王”在选任继任者时，是通过大臣举荐并经过多年考察其德行和才能是否符合条件，才能最终确定下来的。

——摘编自许天蓝《论（理想国）的政治理想——兼与（尚书）政治理想之比较》等

材料二：《论语》与《理想国》对思想政治教育之重视值得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深思。历史经验证明，道德的软约束效果是因人而异的。封建社会的中国统治者最终无不采取了“外儒内法”的治理方式，而柏拉图在晚年的《法律篇》中也最终将法律置于道德之上。

——摘编自彭文龙《（论语）与（理想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一：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劳动力——农民的“安居乐业”。农民得以安居乐业，“盛世”便有保障。反之，当饥寒交迫的民众“揭竿而起”之时，专政手段再强大的王朝也难逃土崩瓦解的厄运。这类事实的反复出现，使得统治阶级中富于远见的人士认识到民众不可侮。基于这类考察，中国的“圣君”“贤臣”们很早就提出“知人”“安民”，时至晚周，民本思想渐趋盛大。老子认为，统治者必须顺应民意；孔子指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并有“修己以安百姓”的主张。在孔子身后，《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更对民本思想加以发挥。总之，“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民本命题是中华农业社会的一种传统政治思想，“仁政”“王道”学说由此派生出来。

材料二：到了皇权社会末世，传统的民本主义在某些具有异端倾向的论者（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傅山、唐甄等）那里提升到新阶段。……明末清初的“新民本”超越固有民本主义的所在颇多，而关键点在于摆脱了尊君论羁绊，将批判锋芒指向全体专制君主。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明清之际的“新民本”思想家，是在没有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情况下，将先秦以来受制于君权的民本思想推进到“新民本”高度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天瑜《“民本”与“尊君”（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