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论述的实业思想：“欲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其一端则可成效也。必也万般齐发，始可收效”。兴办实业，须“经过大量认真的调研、勘察，有相当的学理和事实依据”。在考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后，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惟愿实业发达与解决广大人民“吃饭”、“穿衣”相结合，通过实业而“救穷”、“致富”。

材料二：张謇在论述实业救国时强调：“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诿，不自大而夸”。“法古法今，法中国，法外国”。“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自身的早期现代化模式。”

材料一：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学者苏全有认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

——李宗陶《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材料二：（在宋教仁案以后）孙中山将袁世凯定性为“独夫民贼”，并谴责袁世凯“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

——《近世人物传记——袁世凯》

材料一：“以下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一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成；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

    其次，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除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也就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远远落后于对西方做出反应的其他国家。

    最后，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近二三十年来，有些学者注重从现代化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1840年以来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可以用“从传统到现代”这一思路作解释。

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