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欧封建等级制度示意图

材料二：在西欧封建社会时期,教会占有国家土地达到三分之一以上,还向全体教徒征收什一税。教会垄断了对《圣经》的解释权,任何背离教会教皇为国王加冕说教和反对罗马教廷教义的思想都被当作“异端”。13世纪,教会建立起“宗教裁判所”,对“异端”分子进行判决,轻则罚款,重则监禁,有的甚至被捆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12—13世纪,教皇权力终于达到顶峰:教皇有权废黜君主。

材料三：中古西欧城市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经济上,城市的发展导致商品经济繁荣,西欧单一的经济结构趋向多元化。政治上,城市成为西欧封建社会中新的政治力量。城市往往与国王结盟,共同对付国内的封建大贵族,从而加速了国家的统一。文化上,随着城市的繁荣发展,城市文化应运而生,为日后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材料一：随着城市的产生，东西方国家都完成了由神权建筑(宗庙)向皇权建筑(皇宫)的转化，但两者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异，在西方城市主要是“并存”，而在古代中国则主要是“融合”。在古代西方城市，传统城市的空间结构特征更多地体现在以宏伟教堂为中心的城市居住空间布局结构。相比之下，在中国，“天子”即“上天之子”，皇宫建筑或官府成为整个城市空间最宏伟的建筑物。

——摘编自黄志宏《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模式的演变》

材料二：西欧中世纪，城市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在经济上，城市的经济活动不纳入封建庄园的经济体系，有独立于领地之外的财政管理系统；政治上，城市不隶属于任何封建主，有自己独立的司法权，可推选自己的行政官员；从社会关系上来看，任何人一旦成为市民，就脱离了封建关系，成为不受封建关系约束的自由人。中国的城市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商人与社会其他成员同流，商人发了财总要投资土地，因为土地被看成是财产与社会地位的最终归宿。同时，历代王朝都有强大的官办商业，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虽也有“商会”“行会”等组织，但“隋唐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

——摘编自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

材料一：中世纪西欧的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主阶级的精神统治工具，它给封建制度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为封建统治辩护；天主教会也是各国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它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1/3；教会还是各国的特权组织，成为西欧国家实现统一的障碍。天主教会的腐败和搜刮，引起各阶级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而教会的欺诈和无耻掠夺，最终落到人民群众身上……他们对天主教会的不满与日俱增。城市市民也不满天主教会的统治，这不仅是因为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强大支柱，而且因为天主教会的许多清规戒律对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世俗君主和贵族则垂涎教会的财产，出于个人利益的打算，他们也站到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列中来。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材料二：在中世纪的西欧，称雄一方的封建领主掌握着城市的司法权和行政权，他们想方设法地加强对城市的榨取和勒索，如莱茵河上领主设置的关卡12世纪为19座，13世纪末增加到35座，15世纪高达60座。西欧城市兴起后，很快便展开了反封建领主的斗争。在英王亨利二世同封建领主的斗争中，英国市民坚定地站在了国王一边。在那些国王无力实现统一的国家里，中世纪城市则采用城市同盟的形式与封建割据抗衡。米兰市民发动了武装起义，将领主米兰大主教及其所属军队逐出了城外，取得了自治地位；热那亚、威尼斯甚至在取得完全自治的基础上成立了城市共和国。尼德兰的圣奥梅尔以每年支付30镑的代价，从领主佛兰德尔伯爵处，为行会成员和市民换取了在两个港口的免税权。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三：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们所拥有的新力量，多半来源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保护市民们不受频繁的战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杂税的侵害，而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援作为报答。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渐增强、国家机构逐渐完备，君主在动员人力、物力以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