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开始，晚清“官督”和“官营”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以招商局为代表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正是这样：既是企业，又是衙门。在对发展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与清政府的防范政策相反。日本明治政府在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全面改革这一根本问题上是真正的“举国一致”。洋务派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却又牢牢地控制。

竞争是学习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最好的学校。1876年，三菱在同大英轮船公司的竞争中，为节约开支，不得不大量精简人员。后来，日本邮船会社的船队在同欧.美各大远洋航运公司竞争中以人员精干著称，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三家“齐价合同”签订后，尤其在1885年以后，招商局以苟安代替了竞争，根本没有想到努力改进管理以争揽客户。到1895年，招商局只剩下24艘轮船，最终走向了衰败的道路。

——摘编自张伯昭《企业经营方式的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同治二年四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左宗棠到浙江后，得知，浙江浮收漕粮超出原规定的税则很多，因而他认为：“减征一事最为当今急务”。他奏准减征浙东地丁和南米浮收，缓征本年全省额赋、革除一切摊捐及陋规。当时货物税既有厘金，又有关税，浙江关税向由杭州制造管辖，南北新关税收供清皇室挥霍享用，左宗棠上奏说：“兵燹凋敞，若更关厘并举，竭泽而渔……请暂缓开关，于厘捐岁输银十万两供织造”。在浙江地区，盐商与官府勾结，高价售盐。左宗棠规定，民贩凭当地州县盐票，就可以去盐场买盐，到指定地区销售，同时裁汰一些陋规，人民普遍得到好处。对于贪官污吏，他也毫不留情地予以罢劾。他还广招邻省农民来浙，贷给耕牛和种子，并教农民种桑、养蚕。《清史稿》 对左宗棠在浙江时的评价说：“百废俱兴，东南诸省善后之政，以浙江为最”。

——摘编自左景伊《左宗棠传》

材料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兵战为“有形之战”，商成为“无形之成”，主张“备有形之说，以治其标；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

“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据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

“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

——郑观应《盛世危言》（1894年）

根据材料与所学知识，对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  中国的民族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之后。除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外，在清末经常使用的还有“种族”一词。但到甲午中日战争后，“种族”往往用来指某一族类，如满族等。1917年，李大钊发文指出五族是辛亥革命特定时期的产物，现今五族的文化早已渐趋于一致，而又共同生活在统一的民国之下，所有五族和其他各族都应统称为“中华民族”。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倡“国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则主张应遵循列宁主义“民族自决权”学说。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将其改成“”民族区域自治”，主张中华民族内各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对外的自主与国家独立。

——摘编子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

解读材料，提炼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述合理。）

材料  道光以来，面临随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化，晚清书院制度出现了相应的积极变化，尤以湖南为盛。1905年以前，科举对于士人有强大诱惑力，大多数书院仍然没有摆脱考课应试的范畴。与全国情形相同，湖南大部分书院属于考课式书院，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甲午战后，湖南乡绅达成一种共识，即强烈要求学习西方，实行维新变法，认为“商源于工，工源于学”，融通中西文化，改造传统教育，在湖湘经世务实传统的影响下，湖湘官绅合力改革书院，分门设学进行课程改革，培养进步人才。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来，陈宝箴等开明乡绅着手改革，在生员岁试时注重以新学取士，在改革书院的同时还建立新式学堂、学会，以促进湖南教育的整体改革。

——摘编自谢峰《晚清湖南书院改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