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英国船只对华贸易表（1664—1753年）（单位：只）

材料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大迁徙图                                       清朝前期玉米、甘薯推广种植图

番薯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由广东、福建人分别从安南（今越南）、吕宋（今菲律宾）传入中国大陆。清初番薯入赣。番薯传入湖南始于平江：“平江山中广（东）福（建）客民多种之”。不久推广到邻近县份，嘉庆年间，民“赖以佐食”。后来，闽粤移民在四川建成了规模可观的番薯产区。

——摘编自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

人口与粮食问题是明清时期所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试评析材料中所示现象，并得出结论。（要求：现象需描述材料所示主要历史信息；论证充分；结论符合史实；逻辑清晰。）

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就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而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组织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晚清时期,伴随着开埠通商,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传统的城市体制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主张开办警政管理城市,还设立了商务局等经济管理机构。清末新政时期,警察机构开始在城市广泛设立。中央成立了商部,制定了商法,近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管理机构也开始建立,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初步确立。张之洞、梁启超、张謇等在租界示范效应的影响下,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城市自治章程的颁布和实施,打破了原来城乡合治的管理体制。

——摘编自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城市管理机构与法律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明代或更平时期形成的民（从事当时社会所谓的“贱业”的人）分布地，其并非奴隶，但地位低于平民，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列于民户的户籍，他们单独成籍，称为“贱籍”，世代相袭，雍正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奏请消除山陕乐户的贱籍，九月两浙巡监御史喝尔泰上书请绍兴堕民丐籍，雍正都批准了，雍正五年将“年代久运，文契无存，不受主家秦养”的徽州府伴当，宁国府世仆“开除贱籍，归入良民”。其后，雍正朝又多次“开豁贱籍”，雍正皇帝消除贱籍的措施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由原来的贱户提出申请，经地方官批准，脱离贱籍，转入民籍，即由贱民转为良民；二是贱户改籍必须抛弃原来的职业，别习新业，同时政府禁止地方绅种衿逼勒贱户再操旧业，如雍正三年规定：堕民丐户和乐户等“改业为良，若土毫地棍仍前逼勒凌辱，及自甘污贱者，依律治罪”，三是贱户既转属民籍，就要同平民一样向政府尽义务，简而言之，所谓削籍就是准许贱户改业，转为良民，并对国家的服役。

——编自陈国坤《清朝“开豁贱籍“就策初探》

不同的文明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时间观念。由于中西方文明在哲学观、历史背景、社会模式等诸多方面千差万别, 其对时间的观念和态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 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时间取向模式。

材料一：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中国人在时间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不见不散”等相当模糊说法。“掌灯”的时间和季节有关，和天气有关，和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也有关，反映了深厚的农耕文明气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比喻，但是多数中国人只是从个角度来看待时间价值，并没有把这种高尚的时间观推广到社会交往当中去，因而，最终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性时间观念和惜时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汪天文、王仕民《文化差异与时间观念的冲突》

材料二：清末以后，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中国人对西人情况愈加了解，人们的时间观念随着钟表的普及变得精准化。张謇在《政闻录》中曾特别强调：“最可宝贵者莫如时，愿国人均奋起力求时间上的经济。”新学制规定学堂授课需有定时，一些政府机构在实行星期休息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工作定时制度。近代中国人新式时间观念的产生并不依靠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而是一个伴随着压迫去强行消化的过程，沿海地区更新快一些，内地相对缓慢；城市更新快一些，农村相对缓慢。

——摘编自范雪梅《近代计时工具与生活节奏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