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救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扬《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与国家、民族联系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肆习之。”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一  清代前期，由于人口激增，内地人地矛盾不断尖锐，于是便出现了向人烟稀少的边远或未经开发的深山老林地区的“长时间，大规模”的流动现象，至鸦片战争前后，由内地诸省迁往边远省份人口总计有700万～800万。同时，游民队伍也在与日俱增，不断扩大。嘉庆八年，滞留北京街头的“无业贫民”就有8万人之众。四川省“游民极多”，仅成都“每日清晨城门启后，四门进城者不下两万人”。苏北一带每到秋冬之际，“游民百十为群”，乞食四方。流民、游民的大量存在，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

材料二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失业现象愈发严重，为了吸引欧洲移民来美国，18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鼓励外来移民法》，1861年至1920年掀起两次移民高潮，移民人数猛增到2350万，有大约93%是熟练工人，85%的人年龄在14岁到44岁之间，并且以男子居多。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潮不但对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使得美国在短短一百多年里能够迅速崛起；同时也促使美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成为拥有十分多样化的种族及民族。由于在就业、宗教和民族问题上的矛盾，1920年以后，美国彻底结束了自由移民的时代，开始实行有配额的限制性移民政策。

——摘编自世界人口网《美国人口》

材料  清朝基本沿袭了历代盐业专卖的做法，形成了以官督商营为主的纲商引岸制度。以两淮为例，盐的专卖就掌握在约200个拥有特许证的纲商手里。到了嘉道年间，这一制度下的两淮盐政“弊端百出”。掌握盐业专卖权的纲商和官府勾结，形成盐业垄断集团牟取暴利。同时盐的产销繁琐僵化，浮费丛生，导致官盐成本日增，售价日昂，老百姓不堪重负，被迫转向私盐。私盐猖獗使官盐滞销，官府盐税收入迅速减少。

面对这种情况，道光帝任命陶澍对两淮盐政进行整顿和改革。陶澍到任后裁减浮费，简化食盐运销手续，优化运输路线，使官盐成本降低，同时用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全面打击私贩。在淮北他还打破纲商垄断，创行票盐制，将官盐的销售开放给信誉良好的商人。这些做法改善了两淮盐政。1839年陶澍逝于任上，票盐制未及淮南，其继任者又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而使票盐制在淮南的推行一波三折，步履维艰。但陶澍的票盐制对以后的盐政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盐业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摘编自陶用舒《论陶澍对两淮盐政的整顿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