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漕政管理极为重视，建立了从朝廷到州县的管理机构，“行漕法规”也得到健全和完善，产生了支运、兑运和直达制度。明永乐十三年（1416年）以前，漕运由粮长和里长等民役完成。会通河重修之后，漕粮远距离运抵北京，“民解”难以完成，于是明朝采用了支运法，由民户和军队相结合运粮。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就近运到运河沿岸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粮仓，再南编定的官军分段沿河接运到通州。明宣德年问，因民役运粮耽误农时，同时军队运粮又多空舟往返。宣德五年（1431年），又推行了兑运法。即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各自运到所在的州县府，兑交给那里驻守卫所军队，由军队再沿运河一直运到通州。兑运法的实施，使官运的路程南移，民运的路程相应缩短。明成化七年（1472年），又进一步推行直达法，规定由负责漕运的官军直到河南漕粮府州县码头领兑，直接运到通州，即由运军赴江南、南京附近的水次交兑，农民不必亲自赴淮、徐等仓交纳但军运路程延长农民需要付给运军的加耗运费亦有相应增加。从此漕运由民运转变为军运，官军运粮则成了南粮北运的主力。纵观明代漕运制度的演变，民运部分日益减少，而军运漕粮占主导地位，并最终取代了民运。

——整编自百度《试述明代漕运制度的变革》

材料一：明朝初年，曾与朱元璋争夺政权的张士诚、方国珍之余部，入海为盗，且“每诱岛倭入掠”。《皇明祖训》记朱元璋认为，日本、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等15国，“限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朝廷“禁频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摘编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

材料二：实行海禁，滨海人民被“断其生路”、“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清髮以出”。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东南沿海一带出现颇有实力的海寇、海商集团，走私贸易兴盛，“海禁愈产，贼伙愈盛”。有识之士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隆庆年间（1567﹣1572年），因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明廷“准贩东西二洋”，福建漳州月港兴起，“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闲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或移居于吕宋（今菲律宾）者甚众。学者估计，隆庆开禁后输入中国的白银至少1亿两左右，促成了税收等政策的改变。——摘编自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