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朱元璋）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即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讲，内阁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不是政府正式的政事堂。内阁学士也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不是外朝正式宰相之职。于是皇帝在法理上，便变成在政府里的真正领袖。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发布。但这也不是说即由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皇帝的命令，因于传统政治习惯之束缚，依然必先经过内阁。照法理论，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决非真宰相，但就当时实际情形论，内阁大学士却渐渐变形站到以往传统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张居正便吃了这个亏。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  明清社会变迁，出于学习经商之道，适应商海竟争的需要，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日用类书，其中有些即属专门性的商业用书（本文简称商业书或商书）。为数众多的商书，有的是商人自己动手，根据商业的实际需要而编纂的。

    综观明清时期的商书，可以看出，商书非常注重对商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的培养，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对其影响至深。《醒述·警世歌》中有“三纲度则勿亲，五伦明则可友”之训诚，也有“慈能致福”之倡导。在商业的行为方面，反复告诫要诚信无欺，心底敦厚，以义行商，“盖慈善存心端正，动履庄严，所作所为，不由岐险，是以多获平坦福也”；否则，必将“陷于不道”而遭报应，“处世为人做一场，要留名节与纲常；古来倾险奸臣辈，国未亡兮身已伤”。程春宇的《士商类要》第四卷，辟有《人伦三教》《起居格言》《省心法言》《养心穷理》《居官往政》等近30小节，阐述“立身持己”“和睦宗族”“考顺父母”“敬兄爱弟”“君子知恩”“勤劝读书”等事理。光绪五年（1879年）刊刻的乾隆年间王乘元《贸易须知》一书的《序》中，仍称：“商亦有道，敦信义，重然诺，习勤劳，尚节剑。此四者，士农工皆然，而商则尤贵，守则勿失。”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材料一  明代与西北少数民族实行茶马互市制度。朱元璋洪武（1368～1398年）年间实行了金牌制度，使中央政府有效地控制了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在当时，金牌具有法律作用，任何个人是不允许染指茶马贸易的，民间贸易在严厉取缔之列：“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明初的这种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对舞弊走私者严惩不贷，即使对王公贵族也不例外。……巡茶御史刘良卿说：陕西地区设立三茶马司以收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以系番夷归向之心”。

材料二  弘治三年（1490），明廷接受御史李鸾的建议，允许西宁、河州和临洮三茶马司招集商人运茶，只是规定每位商人运茶不得超过3000斤，而官府收缴其中的40％的实物，剩余部分则允许商人自由出售。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承认了民间民族贸易的合法性，茶马互市中的“民市”也就名正言顺地有了一席之地，对于政府来说也是有坐收其利之功效。明朝中叶以后，日益兴盛的民间茶马贸易，成为各族贸易往来的主流。

——以上材料均摘自《政府专卖制度及其漕运》

材料一：明朝中期白银的货币化，使货币摆脱了几千年来依赖于国家财力来缓解财政困难的状况。国家再也无法像印纸钞时那样，把大批社会财富聚于自己控制之下，中央集权国家专制权力由此受到了严重削弱。白银是民间自由贸易的象征。民间贸易制度崇尚的是平等交易的原则，与专制等级制度可以说是“形同水火”。民间海外贸易的自由发展，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对明王朝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等级秩序的致命颠覆，开创了自由思索与行事的开放氛围，明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也由前期的严峻冷酷到中期的自由奔放，对于明代社会的多元化进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陈昆《大明帝国与白银货币》

材料二：特别提款权（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会员国认缴份额分配的、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之间国际收支平衡的一种账面资产。人民币于2015年11月获准加入SDR货币篮子并成为第三大货币，2016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整体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有利于统筹国内外经济两个大局，有利于深化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和金融体系改革。普通居民亦将由于人民币更加国际化而享受更多的实用和服务便利，有利于促进我国居民的对外交流。

——摘编自郑联盛《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根源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