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政府推行“重典治吏”政策，整顿吏治。政府颁行的《大明律》规定：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施剥皮实草之刑。政府颁行管制申诫皇亲国戚与公侯的条令，驸马欧阳伦因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因隐田漏税而被治罪。政府还颁行体现朱元璋“一人之法”的《大诰》，其中有很多惩治贪官污吏的案例。明初“以诰破律”，法外用刑，惩治过度或失误现象屡见不鲜，明初有两案追赃牵连到许多官员及大地主，连坐被杀的多达七、八万人。政府还令天下百姓“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

遵守”，根据规定，各地民众有权捉拿贪赃害民官吏进京查办，也可以越级诉讼，直接赴京告状。明初“一时吏治多可纪”、“民人安乐”。然大多数官员不求有功，但求避祸：部分官吏，为取悦圣意，阿谀奉承；还有官员陷入绝望，更加变本加厉地贪赃枉法。

一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清朝以武力迫使朝鲜称臣纳贡之后，基于中国中心和中外一统的传统理念，琉球、安南、等先后成为清朝的朝贡国。清朝将三跪九叩礼作为最重要的朝贡礼仪，要求所有朝贡使臣觐见时比照中国臣子行此礼，以彰显其共主地位。朝贡使团在华期间的活动和清朝遣使册封朝鲜、琉球、安南三国国王等都有一套固定的仪式和礼节。清廷将“厚往薄来”的传统理念用于对外交往的具体实践，主要手段就是开展朝贡贸易。

──摘自李云泉《再论清代朝贡体制》

材料二   强权主义导致条约制度的不平等……对他们来说，国际法是保障和补充不平等条约的执行工具，中西方之间的交往基本都是以战争为前提，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条约来确立法则的实现。所以当时的国际法有着浓厚的强权主义色彩，体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是列强国家欺负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工具，为了自己的侵略目的要求弱小国家遵守国际法，另一方面如果涉及到列强国家的利益，即使违反国际法原则的行为也被认为是合法的。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晚清中国也不断受到国际法的影响与冲击：译注的大量的国际法著作为晚清社会带来了新的观念……晚清国人也对西方的领事制度有了初步的接触，逐渐萌生了国际法上向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需求，并开始纷纷向海外各口岸派遣公使和领事，使中国的使领馆制度日趋形成。中国外交开始重视通过国际法上的谈判方式来解决清政府和他国之间的争端，谈判在这一时期对国家权益的挽回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材料一“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粮，官为分界，在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一条鞭法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但在另一方面，当时中国民间极度缺乏白银，流通的是铜钱，而官方两税收的是白银。民间只有在交税的时候才会将铜钱折算成银子，所以要在缴纳两税的时候集中向商人兑换，而商人借此将银价抬高，这是明清延续的一大弊政，又被称为残民一条鞭。

──《中国赋税史••张居正改革》

材料二  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仍敕吏部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

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唯以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于上才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薄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能干局（按：有才干），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

──《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

材料一：明代与西北少数民族实行茶马互市制度。朱元璋洪武（1368～1398年）年间实行了金牌制度，使中央政府有效地控制了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在当时，金牌具有法律作用，任何个人是不允许染指茶马贸易的，民间贸易在严厉取缔之列：“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明初的这种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对舞弊走私者严惩不贷，即使对王公贵族也不例外。……巡茶御史刘良卿说：陕西地区设立三茶马司以收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以系番夷归向之心”。

材料二：弘治三年（1490），明廷接受御史李鸾的建议，允许西宁、河州和临洮三茶马司招集商人运茶，只是规定每位商人运茶不得超过3000斤，而官府收缴其中的40％的实物，剩余部分则允许商人自由出售。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承认了民间民族贸易的合法性，茶马互市中的“民市”也就名正言顺地有了一席之地，对于政府来说也是有坐收其利之功效。明朝中叶以后，日益兴盛的民间茶马贸易，成为各族贸易往来的主流。

——以上材料均摘自《政府专卖制度及其漕运》

材料一：明初规定“凡内外管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须从卑回避”，吏部选任官员“南北更调，定为常例”；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加重其职权；后又设六科给事中，使之成为另一套独立的监察体系。

《明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及结党营私均处以极刑。由于其所立律文标准多从推测定性，造成冤狱无数；官员受财“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绞”。朱元璋曾对贪腐官员法外施刑，“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对那些违旨下乡扰民的官吏“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明律》还规定官吏犯公罪一律可出钱赎免。

——摘编自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新加坡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规范。政府制定《公务员法》、《防止贪污法》、《财产申报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惩戒性程序规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中央公积金制度：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以俸养廉；设立拥有广泛权力的贪污调查局。在各种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形式中，效用较多、影响最大者当数公众和特定组织（包括一般单位和新闻媒体）的自发参与。此外，新加坡还积极参加世界反贪污大会和打击跨国贪污贿赂犯罪活动。据统计，1990年全国6．5万名公务员中犯贪污罪的仅7人。

——摘编自刘守芬、李淳主编《新加坡廉政法律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