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辫。……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忿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宪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材料二：康熙16岁开始亲政，在位61年。其在康照五十四年（1715年）的自述中，描绘了当皇帝的另一番滋味：子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载，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未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未敢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岂仅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若为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巨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劳一生，了无休息。……身当墓年，每览老臣致仕之奏，未尝不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联何地可休息耶？

——萧一山《清代通史》

结合材料与所学的相关知识，围绕明清两位皇帝的不同表现，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明初以来，虽然内阁首辅权势渐重，但六部和负责稽察六部的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皇帝处理政务则倚重宦官，由司礼监掌理奏章文书，甚至代皇帝朱笔批红。尤其嘉靖后期，“政务偷玩，事无统纪”，统治机构几乎陷入瘫疾。

    针对这种机构窒碍不通的积弊，张居正力主“天下之本在政府”，开始大力强化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受内阁节制。他还创设颁行考成法以责吏治，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薄，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薄，月终注销。……月有考，岁有稽”，据此“考其勤惰”，决定赏罚升降。

——摘编自曹大为《张居正改革：考成法责吏治外示羁縻修饬边防》

材料：明代江南官田重赋，是明代经济财政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明中期，周忱被任命为江南巡抚，到任后，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对有才干的官员，则放手提拔使用。共同促成了江南的经济改革。

周忱拉皇帝诏书作大旗，抵制户部的压力，与苏州知府况钟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算，对各府的税粮都作了认真调整，仅苏州府即减七十二万石。粮食的运输征解是田赋制度中一个十分困难与棘手的问题。他改变运粮方法，农民既省费用又便利，漕军也得到了实惠。

    明代有按田粮随征马草的税目。马草运输比粮食尤难。周忱奏请每束折银三分，缴付南京，由南京就近购买。他把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办法，实际上开了赋役合征的先河。周忱亦以善理财赋著称，如《明史·周忱传》指出：“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拖负，忱之力也。”

材料：明制凡鞫重囚大案，必须有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会审，谓之三法司会审。洪武时确定会官审录制度，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等部门的官员到场审录，以后形成制度化。另外，刑科给事中还把握了死囚的终审环节，对于已经判处死刑的罪囚，行刑前还须经刑科最终复核。在地方上，提刑按察司为省级执法机构，同时朝廷派出的各道监察御史、巡按御史等都要参与地方要案的审理。府、县由知府、知县负责审理案件，但要受到监察机关的严密监督。总之，从中央到地方一切重大要案的审判，台谏官都要参与，“凡有疑狱，必力争不已”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